大禹则被诠释为羌族的祖先，成为川北羌族的认同符记。仅在川北这样一个狭小的区域内，两千年来华夏边缘如此摆荡，本地山民被视为蛮子，成为汉人，又成为羌族，见证了近代民族概念下的少数民族化变迁，这只是长期华夏边缘宏观变迁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川北的例子也见证了汉化的微观情景，也就是在华夏边缘之亲近人群之间，人们相互歧视、夸耀、模仿、攀附，这样，许多人群逐渐融入汉民族当中。在这一章之中，王明珂用了一个比喻，就象一截燃烧的木杆，部分已碳化，另一部分则仍为木质，华夏边缘的微观情景便是正在燃烧的部分，从本质上来说这两部分仍是一个整体，从而变的密不可分。
本书的最后，作者用“资源竞争、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为叙述目标，结束讨论。他强调了本书在思考华夏边缘历史变迁的三项主轴，即资源竞争、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从理论层次，他说明了在资源竞争与分配体系下，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之间的关系，以及典范观点的社会记忆如何使得边缘的声音被忽略，因而使部分人群落入社会边缘。因此，在学术上王明珂强调了注重多元因素，边缘及微观声音，也形成了对现实人群的关怀。
三
该书在许多层面上都有相当积极的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尤其是在方法论、族群理论方面有着突出的成绩和贡献。
1、本书对考古学、历史文献以及对人类社会研究，都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在考古学方面，由于将华夏看作成一个维护共同资源的群体，产生于特定资源竞争环境当中，因而，在此议题当中王明珂强调生态与环境考古的重要性。在研究北方游牧社会文化的起源与形成方面，过去许多学者基本都是从器物传播的角度来探索此类问题，例如斯基泰风格或北方系风格动物纹样等。作者则提醒考古学者这种以器物间的相似性(similarity)来建立起来的逻辑关系的模拟法，一但被滥用或过分依赖，都经常会造成伪知识。
考古学中经常赖以维系的陶器变迁与社会政治变迁之间常常会缺乏一致性，并不能够可靠地构建器物分类与社会人群分类(socialgrouping)之间密切关连。考古学家经常宣称的一些考古学证据，来支持历史文献中的族群划分与人类迁移，实际是可质疑的。本书不但注重调整考古学的研究策略，更注重历史文献的解读。由动物中的猪、羊比例变化，居址中有无聚落形态，陶器的大小变化，生活工具(如磨制石器与细石器)变迁等综合因素，来探讨游牧化这样的人类经济生态的演进。
尤其在有关周人族渊(122-145页)和句吴王室的族源(163-184页)的探讨中，作者通过对“类比法”器物型态的质疑，精彩地阐述文献与考古材料之间的关联。认为考古资料之间或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间所呈现的“异例(anomaly)”，才是我们认识社会与历史本质的关键(144-145页)。
自从王国维倡导在上古史研究中使用所谓“二重证据法”以来，深受学界的追捧，被认为是研究古史的不二之法，有人甚至推衍成所谓“三重证据法”。本书对此却有稍稍不同的理解，当然这并非要否认“二重证据法”的重要性，而是让人们了解文献与考古材料的另一面。他将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看作是“二重遗存”，它们的制作保存，通常贯彻着某种意图，它有时传递的并非完全客观的历史事实，而是主观的，有选择的历史。
2、全书对文献史料的态度是，将其视为一种“历史记忆”。所谓的历史记忆分析也是一种文本分析，目标不在于厘清文本所陈述的是否为事实，而是从文本分析中探求书写者所处的情境，及其个人情感与特定意图。例如对《史记·周本纪》，对清代姜炳章《白草歌》，以及对黎光明的《川西民俗调查报》的分析，无不透露出这样的悬的。以《史记·周本纪》为例，传统史家钱穆曾经利用、参考这篇文献撰写了著名的《周初地理考》，[4]详细考证公刘的迁徙路线，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姑且不论司马迁所述或者钱穆所考是否为历史事实。同样一篇文献，经由本书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此历史记忆的叙事间，书写者表达了定居与迁徙，务农与不务农，和平与武力等等我群与他群的区分。这便是另一种历史事实，也许是一种更真实的史实，华夏形成时期资源竞争与人群认同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