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500-1000年间的气候干冷化，深深地影响了北方人群的生态变化。在河湟地区，干冷的气候迫使齐家文化以后人们的经济生活，逐渐以养羊取代养猪。到了卡约文化时期(大约相当于公元前1700-600年或更晚)，河湟居民已走向游牧，放弃了农业和定居生活，畜养了大量马、牛、羊等食草动物，为了便于移动迁徙，而少有大型器物转而偏好小型器物和装饰用品。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南部及辽西地区，在此气候条件下促使人们放弃原有的农业定居方式，采用粗放农作，畜养食草动物并经常性的移动。
这样的农牧混合经济人群南移至晋、陕、冀之北，争夺宜于农牧之地，他们便是史书记载中的戎狄。南部的东周诸国，在此刺激下产生了一体的华夏意识，向北驱逐戎狄，扩土拓疆并建立长城以抵御他们。华夏向北扩张，建立长城保护中原资源，如此，更使长城以北习于畜牧混合经济人群投入游牧经济之中，专业游牧人群就此诞生。专业游牧化的产生与人类驯养食草动物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联。游牧化的经营策略在于，通过食草动物将人类不可以直接食用的草类，转化为肉、乳，以供人类直接消费;牵引力、皮毛等也可供人们使用。
专业游牧化的形成，促使北方的族群关系发生巨大的转变，华夏民族认同得到空前的强化。作者所谓的“华夏边缘”便为视重视畜牧、不重农业、不定居并有武力倾向的混合经济人群为“异族”，北方族群“非我族类”的概念得以确立。由此，“华夏”也自认为是定居的，以农业经营为目标的，并且爱好和平的人群。长城的修筑，代表游牧、农业二元对立，华夏世界愿意积极保护农业资源区的极限，是一个折衷的选择。秦汉统一帝国的形成，促使北方游牧帝国的建立，也是华夏族群边缘确定具体化的象征。
第三部分为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扩张。首先，“华夏边缘的形成：周人族源传说”，是全书关键性的一章。周人的族源研究，是中国上古史中最受人注目的一个主题，周人是构成华夏民族最西方的一支，换言之，追寻周人族源，无疑是追溯华夏民族族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王明珂是以周人族源传说来说明华夏边缘的成长过程。前面考古所见的北方人类生态变迁，成为理解周人族源的叙事基础。《史记》中有关周人族源的说法被作者视为一种历史记忆文本，运用文本分析来探索产生此文本的情境。
他指出，此文本强调的是周人与戎狄间的三种对立关系：即行农业与不行农业，定居与移徙，好和平与爱侵掠。因此，该文本产生的情境信息，必然是当时有些人群不经营农业，经常性地迁徙，并习惯用武力的方式进行掠夺。这些正是该书第二部分考古材料所见的，公元前1400年左右畜牧化、移动化、武装化的混合经济人群出现在晋陕北部高原、山地，并继续南侵。周人原出自混合经济人群——戎狄，但在他们与部分戎狄进入中原农业区，接着持续地向东扩张他们的势力以后，周人与西方、西北方的戎狄部落关系愈来愈呈疏远的态式。
西周时期，姬周与戎之间仍若即若离，表现在姬、羌、赢(秦)、戎间的族群政治之间。在姜姓申侯和犬戎一起出兵灭了西周之后，“戎”终于完全成为“异族”的代名词。周王朝东迁后，尊王攘夷的呼声高涨，北部各诸侯国纷纷驱戎，修建长城，表现出强烈的华夏认同感，华夏实质性的边界——长城的修筑，是用于保护他们所共同拥有的农业资源。这种强烈的宣告，终于消除了华夏与戎之间最后的模糊界线。
秦人融入华夏后，更西方的人群被称为氐羌。王明珂用华夏的“羌人”概念来探索华夏边缘的西向漂移。与史学界的一般对古羌人的研究有些差别，王明珂并没有将“羌”视为一个在历史时空中迁徙的民族实体，而是将它看成是华夏心目中的“西方那些不是华夏的人”，也就是华夏的西部族群边缘。因此，分析文献中由殷商到汉代“羌”地理空间之漂移，也就是探索华夏族群西方边缘的扩张过程，这些内容是作者依据其博士论文改写而成的。[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