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藩士”到明治时代，他们就变成日本新建现代陆海军的中坚了。长州派掌握了陆军，萨摩派包办了海军。因此在这一“转型期”中的日本陆海军，一开头就半东半西、半封建半现代了。——对内如关、张之对刘备，那是赤胆忠心的；对外那就“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了。甲午战争时，你看伊东偷袭我“高升号”，射杀落水我军七百人。再看日军攻下我旅顺，实行屠城，把全城老幼数万人，杀得只剩下十余人。这两起大屠杀和后来的“南京大屠杀”一样，“捷报”传入三岛时，日本人民欢欣鼓舞，举国若狂呢！——所以日本这种用现代武器的封建军阀，一开头便是他们国内的英雄，国外的魔鬼！
到昭和时代，日本四岛由于大搞资本主义，大发战争财，国内一致向钱看。政党与财阀相勾结，纸醉金迷，贪污腐化，把日本社会弄得乌烟瘴气——这原是经济起飞社会的通病。但在他们社会中搞除暴安良，正气昂然的“侠客”们，就对此义愤填膺了。他们要杀尽那些颟顸的元老重臣、政党头头。关闭所有有靡靡之音的卡拉OK、娼馆妓寮，恢复王道社会、武士精神……这一来小撮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这一自发的群众运动，原自尉级军官、士官学生开始，蔓延及于少佐、中佐，乃至大佐、少将，终至形成一个可怕的“少壮军人”的集团。老头们或被赶尽杀绝，或则退避三舍，或者乘机利用，壮大自己——如此则昭和之军政便在少壮军人掌握中矣。至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政变一起，日本便是少壮军人的天下了。对内，他们以激进改革派姿态出现；对外，尤其是对华，就要重振国威，加强侵略了。这一下，则“九一八”“一·二八”《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七七”“八一三”“南京大屠杀”，就次第出现了——最后要搞到中国只剩个地理名词。
不明君子之道
就在这不断侵略声中，日本“政府”之内，广田外相与近卫首相就意见不一而无法协调，如此则不但我方蒋汪二公乱了手脚，连德国的希特勒（希魔原也希望中日和解一致抗苏的）和德国外交部、德国驻日大使狄克森、驻华大使陶德曼也不知所措，下篇再细论之。
另外，日本“政府”与“军部”也各行其是。政府希望侧重诱蒋，因为蒋有实力；而军部则侧重挖汪，因为中国政府是个双头马车，一马仆则二马不能行，挖出了汪，则蒋自垮，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也。结果双方互不相让，各行其是而互挖墙脚。——在一九三八年及其以后，他们搞出一连串的滑稽剧来，对我方孔祥熙、张群、陈布雷……诱和都各有管道。其后戴笠也插足其间，导演了一套“假凤虚凰”的“假宋子良”的侯宝林式的笑剧来，令人捧腹不止。——读者如不惮烦，我们如有暇，真的娓娓道来，大家会前仰后合的。历史原来比小说有趣。《三国演义》里虚构的故事，哪能比得上《民国全史》里的真人真事？《金陵春梦》《酒畔谈兵录》，凭三分小道消息，做十分瞎扯淡；金雄白的汉奸回忆录，志在自我漂白，居心尤其可诛啊。
再者在日本军部内掌握实权的少壮军人，则南进、北进，海陆两军亦互不相让。至于对华作战，得寸进尺，“捷报频传”，则前线“君命有所不受”的十分骄纵跋扈的战场指挥官，和后方自命目光远大、以苏为假想敌的参谋作业人员，也各行其是。而指挥官之间又有“关东军”“华北驻屯军”“（总部驻南京的）中国派遣军”和“华南派遣军”等山头，谁也不听谁指挥。大家都是主子，相互嫉忌。中国汉奸要做日本主子的奴才，也不容易做啊！所以周佛海时常自炫日本人要杀他。他不也是帮日本主子毒死李士群吗？
汉奸周佛海和汪副总裁的悲剧，是他们在日本这堆乱草之中，碰到只在纸上搞参谋作业的一条小蛇，而误以为它是一条可以行云落雨的大龙。结果双方都不知彼、不知己。从私欲出发。最后一方毁己误国，另一方遗臭万年，读史者能不慨然？
总结本篇：我们可以肯定，日本侵华百年，是它全民族一致的政治行为。不能只归罪于少数政客和若干少壮军人。至于它全民族何以忽然发生如此一致的侵略行为，那实在是它由东转西，由封建转现代过程中的走火入魔。至于走火入魔，走得如此疯狂，疯狂到南京大屠杀的绝灭人性的程度，而能举国和之，从不忏悔。这就是日本文明中有其若干基本问题了。
恕我大胆地假设一下，那就是传统的日本文明原是自大陆东传的“边缘文明”。他们那种视死如归、集体切腹（胡适所恭维的所谓“轻死的精神”）如大文学家三岛由纪夫所干的那一套，在我们中华文化里，只是出现于“游侠列传”或青洪帮、瓦岗寨里面的东西。不是我们雍容大度，言忠信、行笃敬，子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东方文明的正统呢！——以他们那一套为立国精神，那就是边缘文化了。
笔者在不同的拙著里也曾不断地强调，近代的中欧德国，所搞那一套霸道的纳粹主义，也是西方文明中的“边缘文化”。——其进锐者，其退速。骤雨不终日。宁馨儿，终不若大智若愚者之有慧根也。
孟子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对个体如此，立国亦何尝不然？为百年大计千年远景，不才深愿现代政治家和有心的读者共勉之，毋再蹈日本帝国主义与汪伪之覆辙。
文/唐德刚 来源：《从甲午到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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