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人害己的爱国狂

吾人试读欧美史便知道，现代西方帝国主义，尤其是在所谓“英语地区”，是一种唯利是图的经济帝国主义，一切向钱看。“炮舰政策”（Gunboat Policy）为的是钱，能搞钱而不需要炮舰，它们也可“裁军”“限武”。在殖民地中“浑水摸鱼”为的是钱，如果清水养鱼可以赚更多的钱，它们立刻也可换浑水为清水，并缓缓让步，为殖民地建立简单法治——如此则皇家上国赚大钱，殖民地臣民也可赚点小钱，大家好。君不见近百年来的中国香港、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缅甸，甚至整个印度、中东和若干非拉地区，它们被帝国主义剥削了数十百年，一旦帝国主义者撤退了，当地被剥削者每有“去后之思”“甘棠之念”呢？——在下才疏学浅，然亦尝深入观察于印、菲、新诸地区，有感而发呢！

日本帝国主义就不是这样了。它在做帝国主义之时，开口“大日本”、闭口“大日本”，杀人放火，把事情做“绝”。因此它一旦被赶出原先的殖民地，大家就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了。——谓予不信，诸位去问问朝韩老乡和东南亚人民就知道了。中国台湾也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听说日本人对某些台胞也有若干去后之思。但这不是当年的异族统治者真有什么“甘棠遗爱”，而是另有别的政治原因呢！

总之长话短说，西方的经济帝国主义被日本学会了就变质了。“日本帝国主义”当然也是一种经济帝国主义；但是这个帝国主义在“经济”之外，它把东方传统里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也加了进去，什么“八纮一宇”“忠君爱国”“集体切腹”“杀身成仁”等（“二二六政变”时，十八个叛军头头买了十八口棺材，预备十八人集体“切腹”），这些西方帝国主义所没有的东西，也都成为日本帝国主义里面的金科玉律了。

因此，新兴的日本为着经济利益要搞帝国主义，不为着经济利益，只为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也要搞帝国主义。换言之，它们为着经济利益要侵略中国，纵使对自己的经济利益有损，它们也要“为侵略而侵略”——这就是所谓“军国主义”（Militarism）了，是一种害人害己的狭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Racism）和“爱国狂”（Chauvinism）的混合体，比诸西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语国家的帝国主义，那就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在西化过程中走火入魔了。

一九三六年所爆发的“二二六政变”，便是这一抽象意蒂牢结的具体化。它也是包含整个日本民族的“民族运动”（National Movement）。上自天皇、元老、大臣、富商、高干、教授、学人，下及贩夫、走卒、浪人、营妓（日裔“慰安妇”）的扩张主义思想，都是大同小异的。据说“日裔慰安妇”在她那短促的慰安时刻，还要劝诱被慰安的日本官兵去替天皇战死，魂归靖国神社呢！

其言甚辨的侵华哲学

日本的元老重臣、学人教授一级的扩张主义思想，当然不同于日裔慰安妇，但是他们为着扩张日本而侵略中国的目标，则完全相同，只是付诸实施的手段互异罢了。

简略言之，日本那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对日军侵华助纣为虐的借口，则是“中国”一词，原来就只是个哲学概念、地理名词，而不是个政治实体。盖满（东三省）、蒙（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均各有其原住民，实非中国领土。日本帝国替天行道，帮助它们独立，甚或与它们合并，“共存共荣”，如日本之与朝鲜、琉球、中国台湾者，实是天与人归之事，中国人、西洋人何能加以阻止呢？

就以号称开明与和平的元老外交家重光葵来说吧，他率领日本投降代表在密苏里舰上签完降书之后，被关入盟军巢鸭监狱，为他的根深蒂固的侵略思想洗脑（当年日本死刑以下的战犯私称此一洗脑经验为进巢鸭大学）。一洗四年，而重光葵在狱中偷用厕纸，撰写回忆录（书名《昭和の动乱》，后来此书出版了十余种译本。中文版由徐义宗、邵友保合译，改名曰《日本侵华秘史》，一九七○年香港现代公司出版），还要若隐若现地替此一侵华哲学做辩护呢！——重光葵在此书中，翻旧案说，早在巴黎和会（一九一九）和华盛顿会议（一九二一）期间，日本代表就提出“何为中国”（What is China）的定义问题，而否定只许中国一国向边疆“殖民地区”移民的主权。重光葵在“一·二八事变”之后，被韩国志士尹奉吉炸掉一条腿；后来对盟国俯首投降，入“巢鸭大学”进修，真是九死一生，历尽沧桑。但他还是要出这口鸟气，异时异地，则其他日本理论家的逻辑又如何？就毋烦多事引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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