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根据这一理论，则不特日本军人制造“满洲国”是替天行道；他们西征热（河）、察（哈尔）、绥（远）——今日“内蒙古”，当年日本人叫“蒙疆”——扶植蒙裔伪“德王”建立一个囊括内外蒙古的“大元帝国”（那时外蒙古还未“独立”），自然更是顺理成章了。等到后来日军攻入长城，侵入华北，再搞个“华北五省自治”，不更是理所当然？试问“关内十八行省”哪一省没有“原住民”，没有原住民的“固有文化”呢？中共进城以后，大陆上（尤其各省）的考古学家，不是更进一步证明几乎中国各省区都有其原始文明？什么“晋文化”“楚文化”“秦文化”“燕文化”“鲁文化”“吴文化”“越（粤）文化”“荆文化”“巴文化”“蜀文化”“铜鼓文化”——今日台湾还不是有个“八仙洞文化”？笔者去夏曾承“立委”韩国瑜先生的招待，到“八仙洞”深入地考察了一下，惊叹不已！

在日本侵华时期，日本的汉学家没有今日大陆上各省考古家“考”得那么细致，但是当年日本对汉学的研究（其火候有时且超过中国），足够支持他们军政两界肢解中国的理论，何况现代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各省宣布“独立”“自治”乃至“联省自治”，就从未停过。如今大日本皇军在“华北”也帮助各省搞点半省自治（如冀东伪自治政府）、一省自治（如策动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在察鲁晋自治自为）或联省自治（如华北察晋冀鲁绥五省自治），也未可厚非嘛！

大小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

大体说来，这套理论是盛行于十九世纪，“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兴起之后，至巴黎和会时期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十四条”（Fourteen Points），强调“民族自决”（Selfdetermination）而登峰造极。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原是为解决白种民族之间纠纷的暂行办法。因为彼时白种民族之间有其“宗教死结”，例如耶、伊之间（且看今日东欧波斯尼亚一带）；伊、犹之间（且看今日的以色列和中东）；新耶、旧耶之间（试读西欧史不绝书的各种宗教战争）。他们之间的信仰冲突永远无法解决，民族也就永远无法融合。如此，则不如各家自扫门前雪之能和平共存也。

这套解决白种问题的暂行办法，拿到我们东方黄种民族的国家里来，就凿枘不投了。中国文明自开始以来便是个“多民族的文化”（Multiracial Culture），文化本身自始就是多元的（Cultural Pluralism）。它以“滚雪球”（Snowballing）的方式把所有的区域文化（夏文化、殷文化、周文化、秦楚文化、吴越文化……）都“滚”在一起，“熔于一炉”（Melting Pot），始有今日。——各民族之间，无不能“共存”（Coexistence）之死结，所以时历两千年，共存的“多民族”，就融合成一家人了。

因此，日本在侵华期间所犯的理论性的错误，便是它要利用西方威尔逊所强调的各“民族自决”的小民族主义，来瓦解那时经两千年，久历风霜的“多民族共存”，在经济、文化、政治、族群生活上相互依赖、难舍难分的东方的中华帝国的大民族主义。

试问，满汉蒙藏诸大民族之间，究竟有什么“死结”存在，让他们非分手离婚不可呢？——有之，那就是西方白色帝国主义者，和它们习惯于现代西方“民族自决”的观念，以及戴着有色眼镜的学者专家们，强人从己、不断挑拨的结果。

在理论上，最矛盾的还是日本这个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他老人家自己一面吞没了北海道上的虾夷族（Ainu），琉球、中国台湾的汉人和原住民，并灭亡了整个韩国，早已犯下了“民族自决”之大忌。贼喊捉贼，它又怎能在大陆上玩弄小民族主义来对抗大民族主义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它在理论上已彻底破产，手段上又极其下乘。怎能称霸诸侯，创造帝业呢？终至身亡国丧，岂非自取其咎！

不过话说回头，我们要知道响亮的政治口号一般都比高深的学理更有力量，因为口号可以使人发疯，而真理则否也。耶稣教的先知说得好，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使他疯狂。——日本当年侵华军阀在自我毁灭之前，所发的那股疯劲，若非抗战过来人亲见亲闻，真难以想象也。——言归正传，让我们再看看，当年日本侵华目标的下限和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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