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实用主义是贯穿于美国的教育和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这种重视社会需要的传统使美国的大学不是象牙之塔，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美国的长处。但是同时使美国的高等教育完全受市场驱动。如一位教育史专家指出，美国的高等教育与通俗文化一样，变成了买方市场，学生及其家长是买方，学校和教师是卖方，于是课程和选题主要由知识较少的买方来决定，而不是由处于卖方的学识渊博的教师来决定。甚至由国会通过的对教育补助拨款的方式也是以资助申请人(学生或研究人员)为主，而不是资助高校和研究机构，也就是资助买方，而不是卖方。 结果大学日益庸俗化，沦为培养各色市场所需要的专家的场所，纯粹意义上的学者和高瞻远瞩的思想家日益稀少。这样的高等教育日益丧失学术的超脱和独立，20世纪末与世纪初相比，那种曾经推动进步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和独立批判精神正在变味。
市场”专政”腐蚀特别明显的一个重要领域是新闻传媒。言论自由是美国和其他西方社会的基本人权之一，美国的民主的前提是国民有认知权，即获得信息的自由。这种成为信仰并受宪法保护的权利造就了无比发达的新闻媒体，以至有在”三权”之外的”第四权”之称。这一强大的舆论监督和社会批判力量，曾对揭露黑暗、防止腐败、促进改革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今天却已起了变化。当然过去它也不是完全超然独立的，政府虽然无权干涉它，其出资者所代表的利益还是对它的倾向性有一定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唯其是有形的，就也要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受到一定限制。而今天的市场律令却是更加无形、非理性，而且捉摸不定。在以文字为主要载体时，其对象为知书识字的人，特别是著名的大报和杂志面对的读者至少相当一部分是知识精英，要满足他们的需求。从业人员也有自己的守则，能够比较客观地报道新闻，从容地分析一些重大国内外问题，即使代表某种倾向和偏见，也是有迹可寻的，并有各种流派互相制约。只是报纸的收入日益依赖广告，已经种下不祥的因子，销售量与广告互为因果成倍地加强了市场的影响力。
随着电视的普及，手段、对象、市场都起了急剧变化。与对待其他方面的文化一样，大众的口味从精致的佳肴变为有刺激性的快餐，接受的方式从用脑筋的阅读和思考变为直接的感官视听。由于技术的发达，频道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争取广告与争取收视率之战使从业人员几乎完全丧失真正的主动权。传媒既迎合又塑造大众的口味，形成恶性循环。新闻工作的客观、公正、良心、原则都要服从不可抗拒的市场律令。今天，美国传媒揭露矛盾，监督政府的作用当然不能说已经消失，但是正义的呼声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无序的光怪陆离的”节目”之中，提供给美国公众的国内外的图景与客观相距甚远。美国人对信息有最大的选择自由，实际上却基本上是被动接受，甚至强迫灌输。世纪末的传媒的作用比之于世纪初已经异化了。这里只谈到电视的普及，至于市场专政下的信息网络化会走向何处，更难逆料。
一方面，威力强大的传媒日益失去维护社会良心的功能，实际上沦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工具，或者其本身已成为一种利益集团;另一方面，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知识分子大多数或进入体制内，或成为狭义的专家(有人说罗斯福的政策是”反智(anti-intellectual)的”，因为他把知识分子的主流纳入为政府服务，使其丧失了独立的批判精神，而欧洲知识分子这方面传统还保留较多)，优良的批判传统大打折扣。总之，有一些事物本不应该属于市场的，而市场威力无穷，所向披靡，使得人在它面前日益丧失主动权。
道德滑坡是另一公认的现象。1993年，刚当选一年的克林顿出现在田纳西州马丁*路德*金生前最后一次布道的教堂中。大约是受那肃穆的气氛的感染，即席发表了一篇动听的演讲，揭露当前美国道德败坏的情况，问道：如果马丁*路德*金看到今天的情况会说什么?
“他会说，我为之奋斗终身死而后已的，决不是要看到家庭破裂、13岁的男孩拿着枪追赶9岁的孩子只是为了好玩、年轻人用毒品毁了自己生活再以毁别人的生活来发财，这决不是我到这里来的目的。
“他会说，我为自由而斗争，但决不是人们由着性子互相残杀的自由，不是未成年的孩子生孩子，而孩子的父亲弃之如蔽屣而离去的自由。我为人民的工作权而斗争，而不是要让整个社区和居民被弃置不顾……”
克林顿还强调必须进入”人的本性、价值观、精神、和灵魂深处”，否则政府的行动以及任何其他努力都无济于事。今天来看克林顿大谈道德说教，特别是维护家庭价值，颇有讽刺意义。美国保守派更会嗤之以鼻，因为他们认为象克林顿这样一个人能当选为总统本身就是公众道德观念下滑的表现。但无论如何，他所指出的确实是美国人今天普遍忧虑的主题。
对于美国今天严重的社会和道德问题的内容”左””右”各派所见略同。他们都批判美国的极端个人主义和现代版本的”自由主义”，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当年托克维尔的预见，指出个人主义发挥出巨大的想象力、创造力，但是走向极端就成为自私自利，每一个个人封闭在自己的小圈子内，完全不理睬他人和全社会的疾苦，植根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冲动迟早会冲开一定的教化的界线，变成为所欲为。过去美国人赖以建国的基督教新教伦理的美德，诸如艰苦奋斗、勤俭自律、自立自强、坚忍不拔以及有计划的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和诚实的遵守规则的处世态度，如今在总的追求”自我完成”的目标下变成了一味追求高工资待遇、高社会地位，敬业精神变成短期观点，只顾眼前享乐而少储蓄，守法的观念蜕变为只要有本事不被抓住就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赖以立国并维持了几个世纪的精神支柱-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现在正在发生异化。贝尔(Daniel Bell)对韦伯(Max Weber)提出的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禁欲苦行主义”所作的补充：”贪婪攫取性”，可谓高度概括。如今后者逐渐占上风，”宗教的冲动”为”经济的冲动”所淹没，结果道德自律和创造精神两败俱伤。
对于病源的分析和治疗方案则”左””右”两派观点截然不同，其分歧的本质还是对待平等的态度。左派认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除了新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外，比较有影响的左翼宗教界也认为，当前的社会道德文化堕落来自以大企业为主导的社会制度，来自对资本的崇拜和对劳动的缺乏尊重，因此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 –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 就应该有所改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和思维方式，首先改变追求无限发展的习惯动力，换一付”非物质的”眼光，把重点放在精神方面。不过他们认为这一切改变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通过”重建(reconstruction)”来完成。归根结底，这种主张的落脚点还在于教育，只是不限于学校教育。
“右派”批判的焦点刚好是自由主义中追求平等的因素，他们认为60年代的激进运动是这一堕落的标志，其结果之一是摧毁了社会价值的防线，大大降低了道德标准，从此大家对本来不可容忍的行为见怪不怪。现行的福利制度和类似”肯定行动计划”这样的对某些群体的照顾性法律都是罪恶的根源，它唤起人的最坏的感情–嫉妒和懒惰。平等的要求也必然导向中央集权的大政府，从而导向专制……。这些本是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保守派的一贯论点，不足为怪。
值得注意的是极端保守主义者不但一概否定20世纪初以来的一切改良、福利措施和理论，而且一直上溯到美国《独立宣言》以及启蒙思想和理性主义所依据的前提。也就是不仅反对平等，而且反对自由，认为正宗的杰斐逊和米勒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本身的动力就是不断摆脱宗教、道德、法律、家庭和社会的各种制约，伸张个人。但是18、19世纪的自由主义和启蒙思想的先驱们都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人们普遍怀有基督教的原罪感，并承认公认的传统道德规范，能自觉地以此自律，舆论的褒贬也以此为准则。他们都相信人的良知和理性，决不会想到追求他们所提倡的个人自由和平等的结果会发展到今天这种”激进个人主义(radical individualism)”和”激进平均主义(radical egalitarianism)状况。正是由于先驱们对人性的认识所犯的错误，发源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自由主义”已经异化和堕落，因为自由主义本身没有自我改正的因素，只有不断地要求满足个人的欲望，争取更多的权利。因此世风日下也是必然的。 在他们看来，还得诉诸宗教的道德力量。所以，又与教会左派殊途同归。
著名奥裔美国企业管理家彼得*德拉克(Peter Drucker)也对资本主义有严重的保留。他是自由市场的坚决拥护者，但是认为资本主义最大的缺陷是只注意经济，不考虑”人”，是”单维”取向。他早在30年代就曾担心工业革命所引起的不平等会使法西斯得势，结果不幸而言中。今天，经理们自己谋取丰厚利润而同时裁减员工，更是在社会和道义方面不可原谅的。
总之，极左派和极右派，都对美国抱悲观态度，认为美国精神正在走下坡路，对传统的自由主义本身提出批判(当然二者否定的程度不一样)，居于中间的主流派则竭力维护自由主义，却对它的命运忧心忡忡。
此外，政治、司法中的金钱的作用，利益集团对内外政策的超常的影响……等等，都是人们熟知的，它始终是使美国引以自豪的民主制度走向异化的一种拉力。有人说，现在在美国，只要有一百万美元，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辛普森一案就很明显，碰巧他是黑人，种族问题掩盖了司法的腐败。总之，三权分立、舆论监督、思想界的批判这些美国的看家法宝能否继续有效地制衡金钱和市场专政的腐蚀力量，这是美国进入21世纪的大课题。
追求个人幸福是美国人的原始动力，发挥到极至，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力量，而利益的驱使和高度实用主义又侵蚀和抵消着美国人引以自豪的”美国精神”，这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
(六)一种特殊的”隐性霸权”
本文主要讨论美国本身的发展道路，不涉及其一般的对外关系。但是在今天各国相互依赖日深的世界上，一个大国的道路所产生的影响决不会限于其国土之内，美国当然更是如此。
总的说来，到目前为止，前面所列举的负面因素尚不足以使美国走上衰退之路，或发生动乱。一是因为在后工业化的信息社会新一轮竞争中美国又着先鞭，不但跑在前面，而且领导着竞争的方向;二是其雄厚的物质基础可以在尖锐的矛盾之间产生”软垫(cushion)”效应，大大减弱冲击的震荡;三是多元社会提供多种出气阀，长期以来的调节机制仍然有效，也就是说，其优越的自我调节能力并未丧失;四是处于底层的美国人尽管有许多不平和不满，但与他国进行横向比较，还是感到在美国总平均生存空间较大，机会较多;最后，美国在全世界所处的优越地位有助于转移或转嫁国内的矛盾。众所周知，美国一向以外交服从其内政，并且据此对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操作施加影响，实际上这是把调节国内矛盾的机制扩大到国际范围，而且行之有效。例如美国工会或代表其利益的政客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其压力是针对美国的贸易伙伴而不是本国的资本家。去年WTO洛杉矶会议期间的群众游行示威，主要是对第三世界会员国施加压力，表面上使美国总统难堪，深层意义是国内矛盾外向化。
所以今天尽管学术界”美国衰落论”不绝于耳，世人担心的还不是美国如果衰落会带来什么影响，而是一个唯一的、在各方面遥遥领先的超强的美国对世界是祸是福。也就是说美国如何运用它的力量，奉行什么样的哲学，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人都有利害关系。百年来，美国高度发达的科技和生产力带动了全球的进步，美国以雄厚的实力对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恢复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又直接帮助或间接促进了一批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哪个国家善于学习的话，美国从治国到企业管理到解决社会问题到文化教育都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今天，在有关全人类福祉的问题如环境保护、自然灾害控制、公共健康以及反毒品、反国际恐怖主义等斗争中，还需要美国发挥带头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美国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是不折不扣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无论以什么”主义”的名义，”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孤立主义”还是”国际主义”，”意识形态”为主还是”地缘政治”为主，实际上，美国一直都是随着实力不断的增长，不断向外扩张其势力范围。直到今天，全球都被当作它的战略势力范围。
关于美国的全球战略、以传统的强权政治手段推行霸权主义等等已有无数论著。笔者对其对内立民主与对外行霸权可以并行不悖的道理也有过论述， 此处不再赘言。这里着重要讲的是方今世界”美国化”的现象及其意义。
美国确立世界霸权地位还有一种不依靠传统强权的方式，那就是以它不断在科技和生产方式上的创新”领导”世界潮流，使世人身不由己地接受它的影响，跟着它跑。不知不觉间在器用、话语、生活方式、品味习俗、甚至礼仪服饰都向”美国化”发展。今天所谓的”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其源头还是在美国。接受了”网络化”，所接受的就不仅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新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甚至包括语言。美国根据自身的规律和需要实现某种发展进程，而这种进程必然辐射到全世界，其他国家不论是否符合自身发展的阶段和模式，只有紧追，否则就被淘汰。这是另一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一个客观现象。无以名之，姑称之为”隐性霸权”。
在不可抗拒的全球化过程中，各种文化互相融合、撞击乃至冲突是必然的。但是美国挟其强势发挥主导的影响是客观事实。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忧虑不在于”全盘西化”(或美国化)，因为这事实上不可能，而在于舍本逐末，或曰取其糟粕，弃其精华。本文第(二)、(三)、(四)节论述的美国强盛之道是深深直根于美国的历史文化中，经过长期的演变形成的。这是其精华。别的国家如不先改造土壤，很难简单移植。而现在辐射到全球的，甚至被趋之若骛地吸收的却大多数是第(五)节所提到的异化后的余沫。其中最明显的是健康的市场竞争并未充分发挥作用，而市场专政效应已经恶性膨胀，而且是在本不应市场化的领域内。
来源:《学术界》2013年6月28日作者:资中筠
作者介绍：
资中筠
1930年6月出生，女，汉族，上海人，中共党员，1951年8月清华大学西方语文系毕业，大学学历。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友人研究会常务理事、太平洋学会常务理事。学术专长为国际政治、美国研究。1983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91年被人事部批准为“有特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04年获“资深翻译家”称号。
主要成果独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追根溯源———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资中筠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上海世纪集团文景出版社，2006。合著：《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三联书店，2000、2001。译著：《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人民出版社，1983;《啊，拓荒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哲学的慰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合编：《美台关系四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驾起理解的新桥梁———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论文：《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之由来》，《国际问题研究》，1982.3;《缓慢的解冻：尼克松访华前十几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美国研究》，1987.2;《20世纪后半叶世界舞台上的美国》，《美国研究》，1993.2;《百年思想的冲击与撞击》，《美国研究》，1996.4;《变与不变：中美建交10周年与20周年》，《美国研究》，1999.1;《美国强盛之道》，《学术界》，2002.6~20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