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吸引大量少数民族参加红军，但途中“陆续回家”，“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十几个人”

在少数民族地区，只有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才能让红军对当地的情况更加了解，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同时由于少数民族长期与汉人有矛盾，因此如果能巧妙的利用这种关系，便能很快地赢得少数民族民众的支持。

比如当时的红三军团第四师十一团政治委员王平回忆红军在川西南扩红的情形时说：“红十一团部队经过越西时，汉人和彝民都向红军送状子，互相指控对方。团政治处经过调查，召开群众大会，指出军阀、地主豪绅为了压迫剥削劳苦大众，挑动彝汉群众械斗仇杀，彝汉的贫苦工农都一样受压迫受剥削，应该戳穿坏人的阴谋，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军阀、土豪。这样越西群众更加拥护红军，汉彝青年踊跃要求参加红军。”(《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P102-103)据艾平回忆说：“在两三个钟头内，加入了十一团当红军的达七百余人。就是‘倮倮’(即彝人)加入红军的也有百余人。”(艾平《“倮倮”投军》，《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P357)

但由于生活习惯的问题，少数民族青年很少能在红军中坚持下来：“由于长期过原始散慢的生活，彝民青年参军以后，也不顾红军的组织纪律，行军路上看到小摊贩的东西就拿，我们还得派人跟在后边给人家付钱，赔礼道歉。部队天天行军打仗，对这些彝族战士实在没法管，也没时间管，为减轻部队负担，军团政治部把他们临时接收了过去。后来彝族战士觉得生活不习惯，跟着红军没走多远，许多人都陆续回家了，最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十几个人。”(《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P102-103)

另外，除征召分散的少数民族青年当红军外，红军还直接对一些少数民族的独立武装进行收编，使其成为红军队伍，比如对藏族头人马骏武装的收编：“1936年春，我调到独立2师工作。这支部队是丹巴一带的藏族头人马骏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拉起的一支队伍，被总部授予大金川红军独立第2师的番号，任命马骏为师长，我是政治委员，金世柏为副师长，另外还从1、4方面军抽调了100多名干部到该师部队中担任团政委、副团长、指导员等职。为了便于工作，我们这些汉族同志也和大家一样，穿着藏族服装。当时，独2师编有3个团，共2000余人，多数是藏族同志.有—半是骑兵。他们个个强壮.能驹善射，作战非常勇敢。部队的装备除7500多支步枪外，主要是长矛大刀。担负的任务是以丹巴为中心，东至绥靖，西至夹金山约300公里交通线的警戒任务，常与国民党部队作战。”(李中权《崎岖的征程》，《长征档桉(第二卷)》，中央党史出版社，P860)

5、说服有声望的地方绅士帮其扩红，收编游击队和帮会力量

红军在其下发的中央文件中明确说明，发动群众的策略之一就是“吸引城市智识分子来参加发动群众的工作，组织红军之友社，或反帝的组织。”因此，红军在很多地方都会邀请一些对红军态度较为友好的社会名流、开明绅士等，利用他们在民间的声望帮助扩红，比宣传人员跟民众讲革命大道理有效得多。

最有名的是周素园，“1936年2月下旬，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贵州毕节，在那里休整扩红。红军组织宣传队，向老百姓宣传北上抗日。当地有位开明绅士周素园，是清朝末年的秀才，在北洋政府任过职。……红军来到毕节前，国民党专员叫他一起逃跑，他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王震和夏曦登门拜访……红军请他当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他欣然同意。以他在当地的声望，振臂一呼，几天就发展了1000人，跟红军北上。”(刘统《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广西人民出版社)

另外，直接收编地方武装，对于红军作战应该说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地方武装有作战经历，且有武器，对其进行训练也容易得多，因此红军是乐于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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