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对中共自己的游击队和地方武装的收编，比如“安乐游击队，是红九军团伤员杨于君同志在瓢儿井煤矿上发展起来的，共有80多人，‘扩红’时全部参加了红军。毕节的抗日救国军第2支队周质夫部编入了6军团18师52团，另一部分组成了6军团16师的1个新兵团。20多天，2、6军团在黔大毕共扩充了5000多人，仅我们师在大定就扩充千余人补充了13团、15团.还新组建了1个14团。”(谭友林《红旗卷过黔大毕——红2、6军团长征片段》，《长征档案(第三卷)》，中央党史出版社)

其次是对活动在民间的帮会力量的收编。比如当时的“黔东‘神兵’首领向黎民就率50余‘神兵’兄弟走出深山投奔红一方面军教导师……后将其中的40余人编入教导师特务连。”(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P301)同时中共中央在文件中也指明发动群众的策略之一就是“争取哥老会等秘密会社中被欺骗的贫苦的分子，发动他们起来反对其领袖。”(《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P448)

6、兵源不足，抽鸦片者也被允许参加红军，“供给部准备了鸦片”，然后慢慢戒烟

红二、六军团在湘西扩红时，遇到了鸦片的问题。萧克说：“那里遍地都种鸦片，老百姓抽鸦片的很多。……民较普遍地受到烟毒，小孩患个伤风感冒，就用鸦片烟一喷，所以十多岁的小孩也有不少抽鸦片烟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抽鸦片的准不准当兵?我们在江西时，说抽鸦片的是流氓，当然不要。到了湘西，抽鸦片的不要，兵源就不好办。好吧，只要是青年农民，愿意参军的就要。因此补的新兵多数都抽鸦片。红军可以抽鸦片，在江西是想也想不到的。为了动员他们戒烟，供给部准备了鸦片，定量发烟;同时讲清道理，做政治工作，然后逐渐减少发烟量，最后以蒸馏水溶化硫苦，静脉注射，个把月就戒了。这项工作是我军团卫生部长戴震华同志搞的。”(刘统《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广西人民出版社)

同时，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中，也开始规定允许抽鸦片者当红军了：“在游击队中即使吸烟的也要发动他们来参加，并且欢迎他们加入红军，加入红军以后在新兵营连中再领导他们戒烟后正式入伍。”(《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193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P448)

由此可见，兵员缺乏使得最高领导层不得不在原则性问题上做出一定的妥协。

民众选择当红军的心态很复杂

1、民团军纪差，“致无知人民有不畏匪而畏团队”

在诸多关于红军长征的宣传中，几乎所有人都会提及红军军纪严明，不侵犯百姓利益，多以公平买卖、拿别人的东西一定付钱等来做出说明，但实际情况恐怕并不如宣传和回忆录中写的那么好。但国军军纪的差却反而衬托了红军军纪总体上还不错。1935年3月《四川省府为红军尚无骚扰惟民团躁躏不堪转访查禁训令》就国共双方的军纪做了对比：“惟近据叙永南各属人士私函及新自各本县到省者，多方此次赤匪经过尚无骚扰，惟当地团队衔县府命令封仓拉夫，集中粮食，蹂躏不堪。有粮食惨被挑完一家立断生活者，有谷仓已被封禁不准动卖仍勒期追剿两年粮税者，有粮食已被挑完而犹疑其尚有藏匿惨被吊拷者，有的团队差队私进苞苴封仓挑谷拉夫均可豁免者，致无知人民有不畏匪而畏团队之象。”

这就让很多人因为对民团不满而参加红军，比如据肖锋回忆：“1935年4月15日，红二团在贵阳附近扩红八十多人。有两个雇工被薛、吴匪军捉去带路，打了个半死，逃出来当红军。”

相对而言红军军纪要好很多，这可从蒋介石发给刘湘、潘文华的电文中看出：“据报，前朱、毛匪部窜于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埋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借此骗惑民众等情。希严饬所属军队、团队，……爱护民众，勿为匪所利用。”(《国民党将领看长征》，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P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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