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长征途中红军如何扩充兵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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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正与其作战的国军,其宣传则主要侧重于官兵平等、北上抗日、优待俘虏等,如“不打抗日的红军,哗变拖枪当红军打日本。”“反对野蛮的肉刑,反对打骂与虐待士兵!”“红军优待白军俘虏兵,欢迎俘虏兵当红军!”等等。(《总政治部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1935年1月1日)

而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则更强调反对民族压迫,实行民族平等,如在苗族地区的宣传标语是“实行民族平等,在经济上政治上苗人与汉人有同样权利!只有实行共产党的主张,苗人才能得到解放!” “苗人自己武装起来,反对国民党军阀的压迫屠杀”,“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够、民族自治、解放弱小民族的”等,针对国军中的苗瑶士兵,更是鼓动“苗瑶弟兄不替压迫苗瑶民族的国民党军阀当兵,哗变拖枪到红军来!”(《红军长征过龙胜资料汇编》)

3、一个老办法:免费“请贫苦农民吃饭,炊事员一边给群众端饭,一边做宣传工作。”

除了漫山遍野的标语之外,其他宣传方式如唱歌、喊口号、开群众大会等都面临如何吸引民众注意力的问题。不是站在大街上吹拉弹唱老百姓就会买账的,需要红军搞多种多样的其他方式把他们吸引过来,才能真正有效。

据杨秀山回忆:“我们还采取了一个老办法,请贫苦农民吃饭。那时候请吃饭很简单,用地主家的粮食做一大锅饭,杀上地主家一口猪,烧一大锅菜,请老百姓自带碗筷来吃。当地虽比较富裕,但吃不上饱饭的群众还是很多的。穷苦人家听说红军请吃饭,男女老少带上碗筷都来了。我们的炊事员一边给群众端饭,一边做宣传工作。听了我们的宣传,有的穷苦农民当场就悄悄向我们反映情况,有的还自告奋勇给我们领路去打土豪。打了土豪,我们又把衣服、粮食分给群众。这样,接近我们的群众更多了。有的要求当红军,有的主动给我们送情报,告诉我们,哪家地主最坏、最富,使我们打土豪的目标更准了。群众发动起来后,我们招收了不少新战士,还组织起一百多人的地方游击队。后来,又动员他们编到我们团当了红军。”(杨秀山《在陇南》,《星火燎原红军长征专辑》P291)

为了扩红,红军的宣传部门可谓煞费苦心。

到达延安的彝族士兵合影

4、宣传动员不是每次都能赢得群众

仅仅靠宣传,恐怕很难让民众真的跟红军“干革命”或者“北上抗日”,比如康克清回忆其在遵义动员老百姓时就碰了壁:“在遵义动员老百姓参加红军,不像瓮安县那么容易。经过我们在集市上动员宣传,随后有八九个青年人跟我们来到司令部,他们全是衣衫槛楼的穷人,大冷天里好几个人还打着赤脚。潘开文招呼他们吃午饭。他们很少说话,问他们一句,只答半句。吃过饭,一个说要解手,几个人都要去,潘开文叫他们快点回来等着谈话分配。半天不见回来,就到厕所去看,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了。我同潘开文几个人研究这件事的教训,认为还是对他们了解不够,没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后来我们改进了工作方法,不但对本人做工作,还到他们的家里去做宣传动员,帮助解决一些困难。这样,终于动员一些人参加了红军。”(《康克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P141)

至于他们是如何到人们家里去做宣传动员的,帮助解决了哪些困难,是如何说服人们跟随红军转战南北的,由于资料的缺乏,现在还很难搞清楚。但很明显,在遵义扩红上千人,仅靠宣传恐怕无法做到。

现实利益比革命宣传更能吸引民众

1、“我们看到青年小伙子,就拍他们的肩膀说:参加红军吧,红军里头有饱饭吃”

红军长征所走过的应该说是中国最贫瘠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吃饭穿衣对贫苦人来说是头等大事。谁能让他们吃饱饭有衣穿,就足以让他们感恩戴德并为其卖命。因此,长征途中扩红的最重要方式就是“打土豪”分粮食分食盐甚至分财产。

红军所过之处,农民贫苦到何种程度呢?

当时的红八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莫文骅回忆说:“贵州到处种植鸦片,人们吸毒成瘾,变得痴呆,丧失劳动能力。他们住的是用泥土和茅草、木板条盖的房子,屋顶盖着稻草,男人只在下身系一根遮羞的布带,有些少女连这样的布带都没有,赤条条地在地里干活,当地农民几乎都是赤贫如洗。”(《莫文骅回忆录》)据谭友林,在贵州黔大毕地区“流传着这样的歌子‘羊毛擀毡子,洋芋野菜过日子,要吃苞谷饭,除非老婆作月子,要吃白米饭,除非二辈子。’群众饿饭是常事。”这种情况不仅贵州地区有,在少数民族地区更是普遍,据原红一军团的肖锋日记记载:“数天来全在苗胞地区活动,苗民很穷,没有衣服穿,一家人只有一两条裤子,谁出去谁穿。” (《肖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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