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穷人，哪里就有红军需要的兵源。红军所到之处，都在打土豪斗地主，将其财产据为己有。而其为了扩大影响并吸引民众参加红军，其在长征中不断“没收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一切财产，除了红军必须品外，尽量的发给群众，并号召群众自动手去没收。”这样一方面可以使群众成为红军的受益者，另一方面也因其亲自参与没收豪绅财产而与红军捆绑。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非常有利于红军有效扩充兵员。

老百姓对分财产很感兴趣，在湖南白石渡，“忽然听到有人说在街上分某大土豪的东西，群众们真是高兴欲狂了。过去人们要哀求恭拜的土豪，现在竟可无代价地分他的东西了。于是做工的、耕田的、担挑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从各家各户一致争先恐后的向那个土豪家里去了。顿时满街上挤得人山人海，一下子一批一批的群众从土豪家里拿了东西出来了，拿的拿衣服，担的担谷子，搬的搬家具……嘻嘻笑笑的回家去了，个个都很高兴的谈着：红军真好，打土豪发东西给我们，真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队伍。”(小朋《粤汉路旁》，《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P163)

有饭吃有衣穿，在当时足以让贫苦人泪流满面，对红军感恩戴德。据谭友林回忆说：“1936年2月14日，我们在大定停车坝……打土豪劣绅的办法是，先由群众提出应打的名单，经工作队或拥护红军委员会审查批准后，张贴告示，将其压迫群众的罪行公诸于众，将其财物没收分给贫苦群众。全县热火朝天，许多小伙子、大姑娘，第一次穿上新衣新褥，感动得泪流满面。短时间内，我们在大定县打土豪分财物，没收粮食5000余石(约50万斤)，银洋50余万元，物资折款70余万银洋，鸦片(烟土)2000挑。群众分到了财物，由衷地感谢红军，主动给红军领路，挖土豪转移的粮食和私藏的枪支。” (谭友林《红旗卷过黔大毕——红2、6军团长征片段》，《长征档案(第三卷)》)

正是以此为背景，在这些地区开展扩红时才会非常顺利。据谭友林回忆“我们看到青年小伙子，就拍他们的肩膀说：‘参加红军吧，红军里头有饱饭吃。’许多青年人想，与其在家吃了上顿没下顿，过了今天想明天，国民党军队来了，还得躲东藏西，不如跟红军走。就这样，不少青年参加了红军。”当时还有一支《红军政策歌》：“上等人差我钱，中农其照闲，贫农跟我走，每月有几块钱。”这足以说明吃穿钱财才是当时红军吸引民众当兵的最主要方式。(谭友林《红旗卷过黔大毕——红2、6军团长征片段》，《长征档桉(第三卷)》，中央党史出版社)

类似的情况在长征中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比如红军到会泽时，“拘捕了县长杨茂章、县府秘书张则古和大绅士刘盛基等开全城大会处决。……城内城外所有……做过官、收租吃饭，有钱有势的人家，均被分头检查。仅刘盛基家就搜出皮箱几十口，银锭花钱压垮了柜台。还搜出四箱枪弹。红军搜出现金二十万元左右，分散了一些给穷人;衣服分给老百姓;打开仓库让老百姓背粮食。红军还收缴了县府三百多枪支，子弹两万多发。城乡内外，去了一千多人参加红军。”(安思溥《滇军第三纵队追堵红军的过程》，《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P34)老红军肖瑞林的扩红方法也很简单：“他对任何人都是同样的一席话：‘你们本身都是穷人，红军就是为穷人的，可是光靠我们这几个人怎么行，大家一起干才行，你们要是不参加，以后还要受压迫。红军吃的好，穿的好……’这么一说一唱，一转身的功夫，就有七八个人跟着肖瑞林来了。”(《老红军肖瑞林忆”扩红”经历》)

被红军监禁的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回忆说：“一次，我们听到他们在征收新兵。问：‘你为什么要参加红军?’答：‘因为我们在家吃不饱饭。’问话是千篇一律，答者也几乎是异口同声。”(薄复礼《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自述》，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P77)

由此可见，民众想当红军，更多的是因为能吃饱饭，能有钱花，能不再饿肚子，至于阶级觉悟和革命思想，那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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