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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边疆”概念及其阐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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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边疆”概念及其阐释路径

——以拉策尔、寇松为例

摘要:近代西方“边疆”概念对中国近现代的对外决策与国家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继续影响着中国现有的知识范式。本文将以拉策尔和寇松的边疆话语和边疆概念出发,从个案分析近代西方“边疆”概念及其阐释路径,从而更好地揭示西方边疆话语的内在逻辑及其在近代的具体政治和军事实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回顾与反思。

关键词:近代西方;边疆概念;拉策尔;寇松

一. 权力结构下的“边疆”知识

空间是一种人类与政治军事力量存在的场域。空间的表现形式往往会随着对象的不同而出现差异,体现在国家层面上则表现为领土、疆域等问题,而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则蕴含着一种深层次的权力关系。

随着西方地理大发现以及殖民力量的扩张,在西方中心论建构和确立的大背景下,西方的元地理学(Mategeography)叙事逐渐成为地理叙述的主流模式,并在大陆、民族国家以及区域划分等层面被固化为“常识”,而世界格局则往往被看成是“拼图游戏”,是服从于这种“常识”的一种有意识布局。在这种游戏当中,“那些毫无关联的部分被描述为完全具有可比拟性,而且为了对它们作出分析,可以将其抽离出原来的语境;世界秩序于是被描述为本质上是稳定的。由于以大陆的神话为基础,民族-国家的神话、世界区域的过度泛化以及其他的相关错误都采纳了一种基本上处于静态的全球地理观念。从而,制图被视为纯粹的技术活儿,一种简单的涂抹;而分界线或许就需要得到更精确的定位,世界(从这一视角看)地图仍然能够通过根据先在的计量单位,运用简单的线条就能绘制出来。”[2]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到现在,这种元地理学的大陆、国家与区域叙述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思考与判断,并往往被我们当成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分析框架与论证逻辑。

由于处在西方元地理学的总体语境当中,“边疆”知识也在这种更宏大的分类结构下被编织进大陆观念和民族国家体系当中,成为服务于大陆与民族国家结构的一种解释路径。在这种状态下,“边疆”知识所展现的是一种基于权利配置的中心与边陲间的内在结构性关系,而这种关系反过来又维系和支撑着既有的分层与分区结构。[3]对此,正如张世明先生所指出的,边疆话语本身在范式层面上就存在着巨大的断裂,而这种断裂具有偶然性和离散性,而“边疆”这一词汇本身所存在的约定俗成局面并不代表其意义的明晰与确定。“从纵向历时性而言,‘领土’这一概念并不具有较诸‘疆域’、‘版图’等概念因新旧而呈现的优越性,不具有强势的话语霸权地位;从横向共时性而言,中国学术界许多人惯常性地将‘领土’视为国际法上的法律术语而认为‘疆域’和‘版图’仅具日常用语的性质,这也属于析之甚晰而言之未谛”。[4]而在“边疆”与“疆界”本身的意义方面,杜赞奇曾这样评述:“正如巴利巴(1991)及其他人士所指出的那样,领土界线本身即可获得一种显赫的地位并为其公民带来强大的归属感,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就是这些领土性的认同也不能不建立在某种虽有争议但却是传承不来的对诸如‘中原’或亚利安国之类的故乡认同的叙述结构之上。”[5]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对“边疆”概念本身做出新的探索,而是需要我们能够用具有比较性和反思性的视角进行梳理与分析。“研究‘边疆’、‘边界’的概念问题只有不断扩展我们头脑中的文化背景的边界线,尽可能突破‘地方性知识’的局限,具有一种‘地球村’的眼光,用吉尔兹例示的‘深度描写方法’切入情景化(contextualize)地表现聚合性的资料,理解他人的见解,叙说对象的言说(Saying Something of something)。因为‘边疆’和‘边界’的概念作为一种表述本质上乃牵连、编织、嵌陷于大量其他事物之中的”,[6]只有我们注意到边疆知识与边疆概念本身时刻受到权力关系的影响,并进而在特定的时代和地缘背景下去认识和观察边疆概念,才能将边疆概念的意义与流变加以清晰探析与梳理。

二.近代西方“边疆”概念背后的国家-法系底色

在近代西方语境中,边疆(英文:frontier,德文:Grenzland)的性质与边界(英文:boundary,德文:Grenze)的性质有很多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边疆是基本社会-政治关系的一种特征,是由逆反性(rebelliousness)、无序性(lawlessness)以及法律的缺失所标示出的一种关系,而边界则是指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成熟度、有序性以及法治层次的政治共同体的标志。而在另一个方面,边疆和边界都是社会-政治力量的表现,是一种主体性的而非客体性的东西。[7]因此,在这种总体语境下的近代西方“边疆”语境下,边疆概念本身的意义流变与指向就深受当时政治与文化本身的影响,进而形成跟法律体系具有密切内在关联的社会-政治表述形式。[8]

在近代西方边疆概念的具体发展中,由于边疆本身处在西方国家自身的特定历史与政治环境当中,因此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而尽管随着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为标志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西方国家之间确立起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各国边界也逐渐明晰,但在这当中,各国对于自身边疆仍存在着具有自身主体性的认识。拿破仑战争彻底打破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实践层面上确立了国家主权原则。随后,在击败拿破仑帝国之后重新构建欧洲内部关系的维也纳会议上,欧洲诸强确立了关于国家边界划分的总原则及其相关规定,对后来的国家间边疆问题处理产生巨大影响。而如果说地理因素在这种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话,[9]那么,边疆问题就是这种地理因素中的关键所在,边疆问题又反过来影响到所在的具体国家的国家性格与国家政策走向。因此,综观近代西方“边疆”概念的分疏走向,我们将更为清晰地发现“边疆”概念与所在国家内在结构的某种内在适应性,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服务于国家整体对外政策的一种工具。在这当中,拉策尔、寇松及其背后的德国、英国力量就是其中的鲜明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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