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外国人眼中的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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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家汤姆逊对李鸿章作出这样评价:“他是汉族最伟大的儿子,也是我遇见的汉人中最优秀的楷模。他有6英尺高,举止稳健而高贵,相貌极为英俊,眼睛乌黑而又具洞察力,嘴唇上有两撇深棕色的胡子,显示出坚定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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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左右,李鸿章与儿孙们的合影。《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摄。图/ FOTOE

摄影家约翰·汤姆逊1867年至1872年间在中国游历,拍摄了很多精彩的照片,这些中国和中国人的影像,如今成为珍贵的历史档案。汤姆逊为李鸿章拍了人物照,并这样评价:“他是汉族最伟大的儿子,也是我遇见的汉人中最优秀的楷模。他有6英尺高,举止稳健而高贵,相貌极为英俊,眼睛乌黑而又具洞察力,嘴唇上有两撇深棕色的胡子,显示出坚定的决心。”

6英尺,相当于约1.83米。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也注意到李鸿章“从体型看,他比绝大多数人都高”。李鸿章的身高也成为当时的国际媒体关注这位中国政治强人的重点。1896年,李鸿章访美,《纽约时报》记者专门求证过他6英尺的身高,“由于年老体衰,他有点驼背,看上去没有那么高。”

100多年后,姚明加盟NBA,外国人再次对一个中国人的身高发出惊叹,并称之为“中国巨人”。这种对身高的打量,其实是一种隐喻,它内含了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的视角:原来中国人也可以长这么高啊。自1792年英国派马嘎尔尼使团向乾隆皇帝贺寿,遭受必须下跪的“歧视”以来,西方与中国的相遇,最终演变为形形色色的侵略,李鸿章的政治生涯,大部分都用来处理清帝国内外交困的局面。毫无疑问,他是那个时代最懂外国的政治家,也是在西方世界获得赞誉最多的中国官员。但是,这里的“懂”和“赞誉”,都有着复杂的含义。

李提摩太:他能越过众人看到远方

李提摩太(1845年-1919年),英国传教士,1870年开始到中国传教,他在中国翻译书籍,并创办了山西大学。他和洋务运动一代(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戊戌变法一代(康有为、梁启超)甚至革命一代(孙中山)都有交往,在不同时期,他都对中国产生了影响。

李提摩太第一次与李鸿章接触是1875年。当时,李鸿章在烟台准备签署中英《烟台条约》,而李提摩太则负责照料浸礼会在烟台的医院。李鸿章的很多士兵由于患热病和痢疾来医院诊治,李提摩太将一些奎宁丸和止痛药作为礼物带给了李鸿章,让他分发给他的随员和护兵。为此,李鸿章派人送来一封信表示感谢。这时的李鸿章,正处在汤姆逊所称的“高贵、英俊”时期,他回信感谢洋人,体现出当时中国官员不多见的良好教养。

1880年,中俄发生冲突,中国国内对俄作战的呼声高涨,巡抚曾国荃被派往沿海组建军队迎战俄军。李提摩太写了一本主张和平的小册子,题目是《和议论》,这年8月,他离开当时的传教地山西去北京,准备就这个问题向高层上书。李提摩太给每一个衙门都寄了一份小册子,但是他的举动引起了主战派的敌意,上面发布命令,称任何倡言和议的人都将被视为叛徒,会受到严厉处罚。9月,李提摩太路过天津,受到了李鸿章的接见,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李鸿章。李鸿章对李提摩太在山西主持赈灾表示了感谢,但是对他的传教事业不以为然,他说:“你们的信徒围在你们身边,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朋通过为你们服务谋取生计,一旦停止对这些当地代理人支付报酬,他们就会一散而去。”李鸿章不懂基督教,但是他懂中国人,也懂当时很多中国人为何“信仰”基督教,那就是要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李提摩太的传教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开始非常不顺利,后来打开局面,靠的是用消炎药来治病所体现出的优于中医的效果。

1887年,李提摩太再次来到天津,这次他又写了一本小册子《现代教育》,介绍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7个国家教育发展的情况。李提摩太曾在北京的高级官员中散发这个小册子,当然他也送了一本给在天津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李提摩太建议清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并为此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对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李提摩太说,这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需要20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噢!”李鸿章回答,“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我们无法假设,如果当时推行了现代教育改革,清政府是否可以避免垮台的命运。如果从1890年开始算,20年后就是1910年,虽然清政府即将寿终正寝了,但是毕竟拥有一个可以搞现代教育的周期。不过对李鸿章来说,眼前有太多的危机,很难有从容的心态来做长远的打算。

李提摩太再一次见到李鸿章,已经是甲午战败之后了,李鸿章被视为战败的主要责任人,很不光彩地赋闲在家。1895年,不少地方发生了排斥和伤害传教士的事件,李提摩太要找清政府交涉,请李鸿章写信,把他引荐给恭亲王奕䜣和总理大臣翁同龢。去李鸿章家那天是9月17日,“总督异乎寻常的热情,坚持要我留下来陪他共进晚餐”。这时的李鸿章,内心想必是孤独而烦闷的,他需要一个合适的倾诉对象。他说,皇上毫无主见,完全依赖少数几个拥有最终决定权的顾问;包括张之洞在内,都反对他同日本议和,鼓吹战斗到底;《新闻报》(上海的一份报纸,受张之洞资助)对他的攻击是不光彩的;朝廷各部门的大臣称西方教育是“鬼子学”,对那些在西学上有造诣的人,政府是不会授予官职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对张之洞反对他议和颇有微词,让人不由联想到上文中提到的李提摩太散播的“和议论”,李提摩太对李鸿章是否产生了影响呢?

9月23日,李提摩太再次拜会李鸿章,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毕德格(Pethick)说,这对前总督真是一个安慰。这一次,李鸿章继续抱怨:只要权力还掌握在排外的老臣手里,所有的翰林和维新之士都将无所作为;满族人无足轻重……9月26日,李提摩太拿着写给翁同龢的信再次拜会李鸿章,请他帮忙改一下。李鸿章建议说,在跟这位总理大臣见面时,先要拍拍马屁,恭维他一番,然后“把问题一股脑地提出来,请他切实回答”。这是在教李提摩太中国的政治哲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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