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李提摩太乘坐法国邮轮回国休假，在船上他遇到了要出使欧洲的李鸿章。李鸿章此行是去欧洲出席俄国沙皇的加冕典礼，两人在船上有过几次谈话。李提摩太在教会工作和中国当时的改革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如此显赫的人物，却坐二等舱，这让李鸿章吃惊不已，因为他的秘书们旅行，都是乘坐头等舱。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李提摩太受邀和李鸿章、奕䜣一起讨论山西传教士被杀问题。这是他和李鸿章的最后一次见面，他对李鸿章作了一个最终评价：“可以肯定，他是我所遇到的无数中国官员中最伟大的一个，从体型看，他比绝大多数人都高；从智力看，他更在众人之上，能越过他们的脑袋看到遥远的地方。”
李鸿章是李提摩太在中国传教期间拜见次数最多的中国官员，他们关系相当密切，在一些事务上互相帮助。但让李提摩太遗憾的是，李鸿章尽管对他在赈灾、著书等方面颇为肯定，但他却从来不承认基督教为中国做过一点好事。他对李鸿章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很是不解，求教于毕德格，毕德格说：“谁能从荆棘丛中收获葡萄？” 在文化和信仰上，李鸿章完全是传统的，尽管他对基督教带来的副产品，比如西医、慈善观念等并不排斥，但是他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始终充满了警惕，在这一点上，他和李提摩太之间，横亘着一道不可能沟通的鸿沟。
李提摩太有非常天真的一面，《马关条约》签订后，为了安慰李鸿章，他甚至提出了一个可以赚4亿两白银的方案(中国对日赔款白银2亿两)。他一直是一个和议派，主张清政府严守与外国签订的协议，以避免引起战争，他甚至建议清政府聘请伊藤博文来改革，照搬日本的改革方案。和他相比，李鸿章要现实得多，他懂得与外国的战争很多都难以避免，他想赢得一个较长的和平期来发展洋务，但最后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李鸿章对周围的环境非常不满(比如怒斥他们不懂外部世界，甚至连中国的古代经典也读得不好)，但又无能为力，他只能做一个修补匠、一个灭火队员。荆棘和葡萄是很好的比喻，对李提摩太来说，清国满地荆棘，很难收获葡萄，而对李鸿章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他深处其中，孤独和无力感，恐怕要远甚于李提摩太。
1896年，李鸿章成为清代大臣中第一个进行环球访问的人。访英期间，李鸿章与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左）、英国外交副大臣寇松（右）合影。
《纽约时报》：李鸿章带来的礼貌问题
1896年8月28日下午2时，李鸿章乘坐“圣路易斯”号邮轮抵达纽约。此后的几天，《纽约时报》对李鸿章访美进行了连续的、大篇幅的报道，包括消息、特写、观察、访问等。从这些报道可以看出，当时的美国是把李鸿章访美当作大事在办，接待规格达到最高级别。如今，当初的“新闻”早已成为历史，但《纽约时报》刊登的几次有关李鸿章的对话，仍可以把我们带回当时的现场。
美方安排卢杰将军到邮轮上迎接李鸿章，同去的还有曾在中国见过李鸿章的威尔逊将军。宾主闲聊时，李鸿章突然问威尔逊将军(下面是当时纽约时报的报道)：
“你在美国很富有吗？”
担任清国公使馆秘书并协助安排接待的杜威先生向美方解释道：“这在清国是个很礼貌的问题。”
威尔逊将军显得有些困惑。这时，有人帮他回答道：“他很富有。”总督又很快转向卢杰将军：“你呢？”，将军的脸刷地一下红了，并回答说他不富有。
“为什么呢？”总督又发问，“退役将军反而比现役将军富有？”
这个问题总算逃过去了。总督接着又提出了下一个问题。他问卢杰将军：“你多大岁数了？”“这在清国仍被视为礼貌问题，表明对此人真产生了兴趣。”在清国待了7年并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诺克赫尔先生解释道。
卢克将军回答说：“我已60多岁了。”并解释道，美国军人有一定的服役年限。总督也问了威尔逊将军和其他将军的年龄，并说他们都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