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回想，完全清楚的是，“沈阳事变”是向以华盛顿会议条约为代表的战后亚太地区国际体系的首次严峻挑战。一伙决绝少数派的反抗，挑战了这个体系及支撑它的国内领导班子，并最终断送了两者。1931年时，几乎无人洞明形势，但人们普遍认识到，地区未来的稳定取决于华盛顿体系在何种程度上经受住了挑战。如果中日两国军队能恢复9月18日前的状况，或两国及其他各国政府能以某种方式，将新的事态变化纳入既有的条约体系，那么也许能克服挑战。否则，密谋者们另建国际事务机制的决心或将得逞。

危机后立即举行的东京内阁会议表明，恢复原状已不可能。尽管在9月19日的会议上，“不扩大”敌对行动的原则得到一致认可，但这是措辞含糊的套话，陆军事实上置若罔闻。参谋本部的高官们决定抓住机会，“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他们中有人暗中参与了密谋。这里的“最终目标”，也许非指控制中国东北全境，但肯定意味着日本要在中国东北维护权利。在军部看来，恢复9月18日前的状况不在讨论之列。陆军高层达成一致，如果内阁执意于此策，他们就撤回对其的支持，“哪怕政府就此倒台也绝不顾惜”。

文官政府的大权还如何能维持？9忠于内政外交既定体制的个人或团体，本可毅然行动起来。不幸的是，没有足够的有力行动。我们可举几个明显的例子：天皇和宫廷圈子、外交文官和文职官僚、某些政党领袖、财界主管以及知识分子。可是，他们并没有团结起来反对军部，他们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确信有必要维护国内外现状。

天皇据说在9月23日向若槻首相表示，他更希望不扩大敌对行动，但对驻朝日军分兵一部越过鸭绿江支援关东军，彼时内阁已给予了事后批准。日本驻华外交官对事件的经过大为光火，并恳请其官长——外相币原喜重郎阻止军部一意孤行。不幸的是，币原却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立。当他在结束这场危机的战斗中败下阵来时，他内阁中的文官同僚几乎无人前来救助。这既是因为官僚所受的训练不许其插手战略决策，也是因为在他们当中，为军人在中国东北以无畏的进攻“快刀斩乱麻”鼓掌叫好的人不在少数。毫无疑问，他们受到了日本政治普遍气氛的感染，在这种氛围中，外交政策已成了党派问题。反对党政友会先前宣布声援关东军，并要求政府支持后者的意图，严厉处置中国对本国权益的侵害。

形势受到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报纸和电台立即对“满洲事变”触动大众、增加读者和扩大听众的潜能心领神会。从一开始，专题报道就被印制广播，绘声绘色地描述英勇的日本士兵如何让中国“侵略者”得到应有的惩罚（关东军的阴谋只有一小撮人知情，所有的官方公报都谴责中国人炸掉了铁路）。当时新闻短片刚刚出现，而在9月21日，朝日新闻社就已上映了一部关于日本士兵攻占沈阳的片子。大肆渲染的新闻标题使公众舆论燃烧起来。阅读这样的报道，观看这样的宣传影片，日本人必然会对正在发生的一切形成极其简单的看法，政府无法对此事视而不见。但这些哗众取宠的新闻报道也表明，日本记者们甘愿把官方宣传照单全收，并衷心拥护单方面使用武力。这或许又和当时的思想氛围有关。甚至早在1931年以前，日本的一些重要知识分子就已觉察到日本政治的危机。10他们相信，无论是西方式的议会民主还是资本国际主义，都不曾帮助创造一个稳定繁荣的国家。他们认为，普罗大众依旧贫无立锥之地，离心离德，且有一股莫名的颓靡之风四处弥散。几位主要知识分子对他们所见危机的反应，是转向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和右翼独裁。尽管还只是少数人的观点，但这种思想无疑有助于欣然认同像占领沈阳这样的大胆军事行动。

不过，即使是关东军最为狂热的支持者，也未必赞同要根除现有国际事务体系的革命性外交。尽管这是币原外相及其同僚最为担忧的，但起初要这么干的人寥寥无几。事实上，媒体、政客和知识分子，将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粉饰为对中国人冥顽不化的“惩罚”，这表明，他们没有将这起事件视为对华盛顿体系的破坏；相反，他们认为，日本果断处置中国人对条约权利非法而不负责任的侵害，是在为巩固华盛顿体系出力。日本的文官政府也是用这一套来描述中国东北的局势，并向列强保证，这一切其实是警察行动，是在维护而非触犯九国公约及其他条约。

眼见日本的军事行动不断扩大，这种态度极难服人；没过多久，日本就被指责违反了九国公约。而日本的外交最初未起作用。如果要说服列强相信日本所为是为华盛顿体系着想，日本就应主动和签约国沟通，以求得支持和理解。相反，从一开始，东京就坚持要双边解决和中国的争端。内阁先是责成外务省开启和中国政府的对话，以化解敌意。显然，在日本看来，如不保证日本居民在中国东北经商的权利，任何解决都是不可接受的。日本认为，关东军将继续攻城略地，确保实现这一目的。不知为何，日本人相信中国人会接受这些条件，相信两国依照这些原则迅速平息事端，就能阻止事件升级为国际危机。同时，列强会赞同这个解决方案，因其有利于在中国东北的所有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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