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心在国内
即便着眼于更好地解决国内问题，中国也需要构建一套更为复杂成熟的大战略。虽然中国政府尚未发布任何官方文件予以阐述，但我们能够从“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概念中推导出其基本方向。2006年，中共中央宣称，中国的“外事工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密结合国内工作大局，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加以推进”。中国战略思考中正在显现的四大变化趋势，可以让我们一窥新的中国大战略的核心内容。
第一个重大转变是，中国政府将经济和非传统安全的关切，与传统的军事和政治利益相融合，从而形成了一套综合安全观。中国军事规划部门所考虑的，不仅包括恐怖主义和海盗等跨国性问题，还涉及如何推进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等合作性行动。在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方面，中国也必须与其他国家展开合作，才能保护自身经济安全。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基本上不可能在敌友之间作出泾渭分明的区隔。美国对中国构成政治和军事威胁，而美国的坚定盟友日本也可能成为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但这两个国家恰巧也是中国的两个最大经济伙伴。即便与欧盟之间的政治困难有所抬头，欧盟作为整体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虽然部分中国人将俄罗斯视为潜在的安全盟友，但从经济和社会层面看，俄罗斯对中国的重要性远不及美国的另一军事盟友韩国。对于北京来说，想要调节传统的政治/军事关切和当前不断扩展的社会/经济利益之间的不同取向，将是非常艰难的。这种努力其实就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那两种不同的时代遗产之间进行调和。北京能实现的最好选择，是在加强与其他大国之间经济联系的同时，尽最大努力减少和它们发生军事和政治对抗的可能性。
在中国外交领域凸显的第二个重大转变是，从以处理国家间关系为主，更多地转向处理功能性问题，并且更加重视多边。这种面向功能性议题（反恐、核不扩散、环保、能源安全、食品安全、防灾等等）的转变，使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对华友好。例如，长期以来，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地缘战略利益和领土争端，但两国在抵挡来自西方的减排压力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从而形成了这一领域的合作关系。又如，尽管伊朗是向中国供应石油的关键国家，但伊朗在发展核项目方面与西方产生的争执正考验着中国对全球核不扩散体制所作出的承诺。
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作出的调整给中国外交带来了第三个重大转变。北京对于GDP增长的热情正逐渐让位于对经济效率、产品质量、环境保护、社会安全体系和技术创新的重视。北京对“发展”这一核心利益的理解已经涵括了社会层面。由此，中国领导人决心通过促进国内消费和减少对出口和外部投资的依赖，努力维持高增长率。在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国际经济摩擦更趋激烈之际，中国领导人比以往更加关注全球经济不平衡和金融市场波动问题。从中国的长期利益来讲，人民币需要渐进升值，只是出于短期内出口收益的考虑，中国决策者难以采取美国和其他国家所敦促的快速升值措施。中国只有大力促进国内消费和稳步开放资本市场，才能最终摆脱国际压力。
第四个重大转变与中国的价值观有关。一些中国高层官员表示，尽管中国拥有独特的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它仍然可以和其他国家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回避了价值观是否也可以成为合作基础的问题。但是中国既然非常强烈地想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改善自身的国际形象，那么分享善治、透明等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看来势在必行。中国国内存在的一些困难和考验，诸如严重的腐败和在部分地区出现的族群冲突和群体性事件，可能会促进中国政治精英在价值观层面发生转变。这些困难和考验说明，稳握政权和国家复兴都需要更高的透明度和更有效的问责，同时还需要更加坚定地履行对法治、民主和人权的承诺，而这些都是当今世界普遍共享的价值观。
上述四大转变都不是一帆风顺，也并非绝对不可能逆转。然而，它们的确揭示了一些基本趋势，这些趋势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塑造中国的大战略。胡锦涛和其他领导人号召要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意味着应对国际挑战的努力绝对不能损害国内的改革事业。当前，中国的外部挑战不仅来自美国、日本等其他大国，而是逐渐更多地来自一些功能性问题。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需更具合作精神地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倡导那些能得到广泛接受的价值观。
因此，如果北京将某一个国家确立为主要威胁，并将调动各方面力量排除该国影响作为对外政策的统领一切的原则，这就不够慎重了——假如美国或是其他大国确实将中国当作首要敌人，从而迫使中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自然另当别论。另一方面，韬光养晦固然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应有之义，但却不能囊括其指导原则之全部。一项大战略必须考虑其他长远目标。让中国成为世界首强是部分中国人心向往之的愿景。解放军国防大学的教员刘明福大校称，中国应该把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力量作为未来发展目标。还有人主张，将中国的发展经验（所谓“北京共识”）提升为一种可以挑战西方制度、价值观和领导地位的替代性发展模式。不过，中国领导人并没有梦想着让中国成为一个霸权力量或将中国树立为他国的标杆。面对不断上升的国内和国际压力，在确定短期和长期目标时，中国领导人还是非常冷静的。他们的主要关切是，在如此之多的棘手威胁面前，如何最好地保护中国的核心利益——主权、安全和发展。如果非要为中国的大战略确立一项统领一切的原则的话，那应该是改善中国的民生、福祉，并通过社会公正促进公民的幸福感。
如果中国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物品，与其他国家更多地共享价值观，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将得以更好的维护。其他国家对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性力量会作出何种反应，将对中国的内部发展和对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强国之诞生
在确定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以及对其构成威胁的外部压力之后，余下的问题便是：中国领导人如何抵御这些威胁，捍卫本国利益？
中国能否继续在经济现代化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的稳定。因此，致力于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符合中国的利益。它应当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遗留的主权和安全问题，包括与邻国之间存在的棘手的领土争端。考虑到现在当权的台湾地区领导人不致谋求正式“独立”，北京对维护两岸和平关系更有信心。但北京和台北之间尚未达成一项可以防范双方关系再次出现紧张的政治协议。中国政府还需要找到维护西藏和新疆稳定的有效途径，因为出现在那些地区的不安定状况很可能导致别国有所反应。
尽管中国大部分民众支持中国拥有一支更强的军事力量，以保卫国家的重要利益，但是他们也应当认识到由此带来的两难处境。中国必须使包括美国和亚洲邻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相信，它在增强国防能力特别是加强海军建设时考虑到了别国的关切。它需要让解放军的发展规划更加透明，并展现出与他国合作构建亚太地区安全架构和维护既有全球安全机制（特别是核不扩散机制）的意愿。中国必须继续与其他国家合作，防止伊朗和朝鲜取得核武器。如果中国能和其他国家一起，为加强网络安全和太空安全作出更多贡献，那么中国自身的国家安全也将得到维护。当然，这并不排除中国在发生一些特殊情况（如遭到恐怖袭击）时使用武力来捍卫主权和安全的可能性。
中国已经参与了几乎所有的现存全球经济机制，但在其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受到全面承认之前，中国仍需作出更多努力。它在二十国集团、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机制中正逐渐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如今，中国需要作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和调整，从而在促进国内发展方式转变的同时帮助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如果中国能够在建设低碳经济方面成为良好示范，那么中国和世界都会受益。
大战略通常需要界定地缘战略重点，而亚洲便是中国的地缘战略重点。过去通往中亚和南亚的交通条件并不完善时，中国的发展战略和经济利益偏向于东部沿海和环太平洋地区。当前，虽然东亚仍非常重要，但中国应对西部给予更多的战略关注。十多年来，中央政府已经在西藏、新疆等诸多西部省区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目前正在更加积极地倡导和参与在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地区以及里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新项目，并通过这些地区直达欧洲。这种“向西看”的战略将重塑中国的地缘战略构想和欧亚大陆版图。
当然，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中国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关键。虽然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之高前所未见，但中美、中日之间仍缺乏战略互信。中日美三边关系必须是稳定的和建设性的，因而有必要展开三边战略对话。此外，中国需投入大量资源，以在世界舞台上树立更加良好的形象。一个实现善治的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可亲的中国。更加重要的是，中国会逐渐认识到，软实力绝不是人为生造的，那种影响力更多源自于社会而非政府。
要想更好地制定和实施中国的大战略，有两项艰困任务摆在中国面前。第一，促进中国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如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几乎所有机构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对外事务，显然他们不可能以同一种方式看待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不可能发出同一种声音。这种情况常常使国外人士和中国公众陷入疑惑。
第二个挑战是，在国内价值体系迅速变化之际，需要对中国政治精英和普通公众的不同立场和观点加以疏导。一般的期待是，将公众对政府政策的支持调动起来，可以在巩固政权国内声望的同时增强在外交上讨价还价的能力。但如果政策未能在短时间内奏效，过度的民族主义就会引发公众的挫败感，给政府带来更大压力，从而不仅破坏中国自己的政治秩序，也损及其对外关系。即便在对外事务上允许有多种不同声音，中央领导层也应更加明确有力地将自己的观点传播给公众。中央的观点与媒体和网络上那些耸人听闻的言论相比，一直都是谦虚谨慎的。
没有任何一个大国的利益能够与国际社会的利益完全吻合，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拥有世界上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口，它更像是一个大陆而非一个国家。虽然为中国设计一套大战略是如此之复杂，但这一努力应符合中国的国内关切，并在总体上对国际社会有利。如果中国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物品，与其他国家更多地共享价值观，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将得以更好的维护。
其他国家对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性力量会作出何种反应，将对中国的内部发展和对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国际社会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在维持自己生存和实现现代化方面的雄心壮志、忧虑和困难，那么中国民众将自问：为何自己的国家要被基本上由西方所确立的各种规则所束缚？中国理应被期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国际社会也应该承担起责任，帮助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自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缉思教授 本文英文版原载于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2011年3/4月期，中文版由作者授权于《东方早报》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