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形象的传播，加快了民众革命社会化进程。“在政治的世界里，符号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用的。因为，符号具有将人们集合起来、朝共同目标前进的巨大潜力。”同时，“各种象征符号主要是用来发展和维系社会秩序，为了要使各种象征符号有效地运作，它们的社会功能必须要尽可能的停留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人在不知不觉中运用这些符号。”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形象符号不仅具有巨大的号召力，也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如高平赤祥村的老百姓翻身以后，认定毛主席是他们的大恩人。有一天，他们开了一个会，讨论怎样来报答这番恩情: “有的说给他焚香，有的说给他上供，有的说要去看看他，有的说送些东西给他。村长说: ‘毛主席他不要老百姓的东西。共产党都是大公无私的人。我们只要拥护他就行。’大家就嚷嚷道: ‘怎样拥护他呀?’村长一时答不上来，大家正争吵不下，刚好上来了乡干部，问嚷嚷什么。众人说: ‘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大家翻了身，日子过好了。现在我们讨论要报报他的恩情，不知道怎样报法?’区干部想了说: ‘毛主席给咱们的好处说不完，他的恩情也报不完。咱们好好组织农会搞斗争，响应他的号召，就是拥护了他，也就是报了他的恩情。’众人说: ‘对! 毛主席是为了大家翻身，咱们全都闹富了，就是报了他的恩情。’讨论完了，大家成群结队抬着毛主席的画像，到街上游行，叫大家好好认认他。队伍中间，还配着锣鼓，惹得全村人都出来看，有个老太太指着毛主席的画像说: ‘真是呀! 他的大恩大德，报也报不完呀! ’”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图像所具有的强烈感召力的结果。

毛泽东形象的传播，架起了与民众沟通的桥梁。抗战时期，“毛泽东形象”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它包括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和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正是所说的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之所以能形成毛泽东这一政治符号，更主要的是在抗日战争这一艰苦环境下中共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 “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毛泽东成功地把‘困苦’装进了一个包含‘道德’与‘制度’双重特质的‘幻象’体系之中。这一体系既建构理想、强化道德，又衍生制度、形成控制。人们在这一话语体系中享有归属感、依赖感和安全感，获得了生命的使命意义和革命的道德价值。这样的‘革命理想’话语体系———延安时期一系列革命传统，就在‘极其艰苦的现实’与‘极其崇高的理念’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变成这一‘沟通桥梁’在精神上的人格象征，发挥着政治价值凝聚中心的作用，它通过革命的语言、徽章、标记、故事和文件等形式被具体化为某种神话———‘宇宙创始代理人’的角色，对追求真理的青年人产生了特殊的感召力。”抗战时期中共所建构的这一完整的毛泽东形象，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民众进行革命沟通的介质，成为解放战争教育引导人民大众的重要政治符号，引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进方向。

因此，运用革命领袖形象传播革命象征，就是借助领袖形象的时间化、空间化、生活化的物质载体，使之成为具体化、形象化和理论化的政治象征，行使领袖形象的教育引导和政治动员功能，从而正确发挥出领袖形象的政治感召力，成为引领政治生活健康发展的重要标识。

文/胡国胜 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3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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