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于说西方尤其是英国，对远东的做法是要贯彻西欧的国际体系，清国的地位就降低为一个不听话或者是没有学好的学生，从西方特别是英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课业，是英国的课业，英国人要代表西方教会清国怎样在西方的游戏规则中作为一个普通国家生存而玩这种游戏，这种心态在李鸿章和威妥玛交涉的时候表现得很明显。威妥玛讲的就是：我们本来以为你们就像小学生已经长了几级，没想到你们突然倒退了，就好像小学生又突然降了级一样，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李鸿章长期跟英国方面打交道，从英国人角度来看，他在清廷内部实现的有限改革和北洋舰队都是亲近西方话语的表征，说明清廷已经缓慢的改造自己，向一个负责任的国际体系成员的方向不断前进，这是值得欣慰的，值得奖励的。

所以清政府在1860年以后到1894年这段时间内，清政府和英国的关系是微妙的，双方都有一种优越感，英帝国觉得他自己是教师，而清政府也觉得他自己是教师，至少他是在假装，要敷衍内部的时候这么说，因为他对付倭仁这些顽强的儒家保守派和来自内地的儒生的时候不能放弃他的儒家统治原则，他只可能说是我们儒家的统治哲学和天下国家的世界体系是绝对正确的，现在只不过迫于革命形势，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暂时敷衍一下西方的蛮夷，我们大清毕竟是最高尚的。只有用这种说法，他才能说服内地的保守派包括满族亲贵来允许它进行有限改革，因此它加入国际体系是半心半意的，这个强大的集团是隐性的，没有出现李鸿章这样杰出的首领，实际上他们的权势要比李鸿章这方面要强大得多。而英国这一方面过高的估计了李鸿章这一系在清廷内部体制内的影响力，觉得他们的课业是很快就会成功的，因此在外交上往往是比较袒护清政府的。从朝鲜问题就可以看出来，朝鲜是东亚天下国家秩序和西方国际秩序体系交火的一个焦点，所以清楚的可以看出清廷的角色矛盾是很尴尬的处境。照李鸿章那套办法，等于是运用西方的游戏规则来保护朝鲜，最好的办法就是促使朝鲜维持一种在列强之间的等距离外交，让任何方面都不要单独和它接触，使清廷不要承担过大的责任。如果按照李鸿章这种外交方法去进行的话，甲午战争也许不会爆发，也许会形成一种比利时式做法，俄国、中国、日本对朝鲜的永久中立作为担保，但是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清廷内部有强烈的声音说疏远的外藩我们本来就不在乎，但朝鲜不是，朝鲜是关系密切的内藩，我们如果再也维护不了大清的权威的话，那实在是说不过去，何况李鸿章改革了这么多年，你也该有点成绩了，不能光说空话，在这个地方表现不出来，我们凭什么继续支持你搞下去?

这两种政策相互冲突，李鸿章早已看出毕竟会导致中日矛盾激化，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他也只是清廷中的一个派系，同时他也要对外装逼，至少他要在英国面前表示我这一派能够左右朝廷，这样英国人才会听他的话，他的外交才可能搞得顺利。所以中英外交和清廷内部的矛盾等于是在双重欺骗的情况下进行的，就好像两对夫妇之间，我的丈夫在跟你的妻子通奸，你的丈夫也在跟我的妻子通奸，但是我们彼此都不知道，都以为回到家里还能维持骗局。这种关系是非常脆弱的，只要这四个人同时碰了头，大家会发现所有人都同时欺骗对方，同时也被对方欺骗，那么这两个家庭就会陷入可怕的厮杀之中。从长远看来，既然情况已经发展到这一步，这种事情早晚会发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最后清政府非得做一个选择，你到底是要做国际社会中普通的一员，还是要做东亚和内亚国际体系的主人?从长远来看，甲午战争是这场矛盾的总爆发。这样的情况，可以拿19世纪的美国做个类比，19世纪末的美国有点像现在的瑞典，它是一个不参战的角色，但是它要表示它是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成员国，根据国际惯例来办事，但是实际上它不支持任何一方，也不肯自己去参战或者付出实际上的代价。它在朝鲜问题上想支持朝鲜独立，在当时的结骨眼上，支持朝鲜独立实际上就是在支持朝鲜的开放和朝日联盟，因为清政府对朝鲜的统治是绝对的，而朝鲜的独立派只能通过跟日本联盟来实现他们的期望。所以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表面上看来是坚持原则，坚持各国平等，清国应该跟朝鲜、日本平等，而实际上就是支持了朝鲜内部的反对派和日本联盟。从里可以看出清国在朝鲜的政策已经严重偏离了李鸿章所制定的那种平衡政策。这件事情当中，袁世凯可以说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他太急于表现自己的功名，想利用清国当时积累下来的实力在朝鲜好好表现一下，证明他是一个干才，其实李鸿章也承认他是一个干才，后来一直想保护他，但是可以说袁世凯在当时采取的行动客观上刺激了日本积极采取行动，结果把李鸿章拖进了一条他不愿意承担也没有能力承担的痛苦道路里面，李鸿章保护袁世凯，但是袁世凯却并不想保护李鸿章，后来袁世凯跟国民党的关系也是一样的，这一点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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