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威廉·J·佩里取代阿斯平担任国防部长。在给国会的第一个年度报告中，他拓宽了武装力量的适用范围，包括“美国重要而不是至关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雷克确认了7个可能使用武装力量的“情况”。其中之一就是“要保持我们的可靠性，因为当我们的伙伴关系是坚定的并让其高度相信我们的领导力，这更容易让别人与我们一起工作”。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1995年在萨拉热窝附近进行空袭（“慎重武力行动”）的理由是——“丢下几枚炸弹，看看会发生什么”。在四年之后的“盟军行动”中，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政权于1999年被赶下台。

1998年2月，在讨论针对伊拉克的空袭时，时任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说：“我们讨论的是使用武装力量，但是我们不是在讨论战争。这是很重要的区别。”1998年12月，“沙漠之狐行动”对伊拉克发动了650个架次的空袭和400枚巡航导弹攻击，但是行动在70个小时后被叫停了，部分原因是有人认为在斋月期间轰炸将是极有攻击性的。

声名狼藉的准则

鲍威尔退休之后，他和温伯格的观点更加频繁地遭受军队中敌对派系的挑战。1995年，托马斯·里克斯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说道，五角大楼中的一些高级军官，特别是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对鲍威尔准则很不满。里克斯指出，“历史上支持外交行动的小规模军事交战一直是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特色”。

杰弗里·瑞考得，曾是国会幕僚和空军战争学院的教职人员，更是经常进行批评。在2000年发表于海军学院《过程》杂志的《温伯格-鲍威尔准则不管用》一文中，瑞考得称这一准则“简单化和有瑕疵”，并且说“对于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没有共识。……大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们准备为非至关重要利益的目的（例如证明可信度和维持秩序）而进行威胁乃至走向战争。”

著名作家马克斯·布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任务很少有完全满足鲍威尔检测清单的，如果严格应用的话，那它就是不行动的秘诀。”

在那些继续支持温伯格准则的追随者中，就包括美国空军协会及其期刊《空军杂志》。

当2001年9月美国民航客机被恐怖分子劫持而撞向世贸中心、五角大楼和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农场时，在这种情况下，在阿富汗使用军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2003年把矛头指向伊拉克，就不是那么确定了，特别是开战的主要理由——伊拉克正在准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全球反恐战争升级，并将重点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国家重建。

2005年的新国防战略的主要假设是非常规战争——恐怖主义，叛乱，以及其他非常规冲突——已经成为美军有可能参与的主要形式。

2010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G·马伦海军上将说：“我们不能把使用武装力量只作为最后的手段，而应作为可能是最好的、第一选项——当与其他国家工具和国际力量相结合时。我们决不能试图只把武力作为压倒性的能力，而应作为适当的能力，以精确的和有原则的方式。”这被解读为否定温伯格和鲍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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