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在《纽约时报》发表的关于海湾战争的文章中，鲍威尔说，“我们成功的原因在于我们在每件事情上都仔细地将军事力量的运用与我们的政治目标相匹配。与最近的其他几位总统相比，布什总统更理解军事力量的正确运用。在每件事上，他都要确保目标是清晰的，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儿。我们要归功于那些遭受伤害的男女军人，要确保他们的生命不是因为不明确的目的而浪费。”

逐渐地，这些基本概念被称之为“温伯格-鲍威尔准则”，甚至是“鲍威尔准则”。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里克·阿特金森和鲍勃·伍德沃德说，鲍威尔将他们所谓的“不可战胜的力量”统称为“温伯格+”。鲍威尔自己也经常将其称为“决定性的军事手段”。

第一个彻底将此定为术语的是政治-军事理论家爱德华·N·卢特瓦克，文章于1992年11月10日发表在《洛杉矶时报》上。他说，“鲍威尔准则是官僚主义自我保护的极端情况”，鲍威尔“坚持认为只有当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作战目标和实现它所需的压倒性力量时，美国才应该派遣部队进入危险之中”。

值得怀疑的是，鲍威尔有关决定性的军事手段/压倒性力量的观点是否构成了一个新的学说，或者它是不是温伯格所提出的“足以取胜的力量”的放大版。鲍威尔没有给武力使用增加额外的条件。

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鲍威尔的对手试图阻止其提名为共和党候选人，将温伯格准则曲解为软弱和胆小，并重新将其打上“鲍威尔准则”的标签，作为“阻止鲍威尔”运动的手段。除了作为人为的政治手段，这种做法什么用也没有，反而有助于鲍威尔的神话——鲍威尔所建立的关于武力使用的著名条件。

发出信号

无论名字是什么，这个准则在1993年1月克林顿政府上台后遭受了猛烈的攻击。新任国防部长是小莱斯·阿斯平。此前，在他还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时候，阿斯平区分了关于军事运用的两种学派，他将其称为“有限目标”与“全部或没有”。

“全部或没有”学派“说如果你没有准备好把油门踩到底，那你就不要启动发动机”，阿斯平说，他还预测称“未来的争论将某种程度上偏向于‘有限目标’学派的方向”。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阿斯平说，“人们可能不愿意每年在不是很管用的军事力量上花费2500亿或2000亿美元。可能需要为极端紧急情况维持一支军事力量，但是也有必要证明这支军事力量在不太紧急的情况下也是有用的。”

阿斯平所谓的较宽松方式导致了1993年在索马里的灾难（即著名的“黑鹰坠落”事件），那里的人道主义援助行动变成了模糊和试探性的武装维和任务，18名美军士兵在试图抓捕一名军阀时阵亡——而那名军阀两个月后还在乘坐美国飞机四处转悠。

“有限目标”的另一个信徒是马德琳·K·奥尔布赖特，克林顿的驻联合国大使，她曾经问鲍威尔：“即便拥有了你一直在谈论的超级军事力量，但如果我们不使用它，它又有什么用呢？”

克林顿没有让鲍威尔担任第三个任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尽管鲍威尔是合格的。相反，在1993年10月，他选择了美国陆军上将约翰·M·沙利卡什维利，此人的观点更接近于克林顿政府。沙利卡什维利在一定程度上不同意温伯格准则，并宣称自己没有权利在门上贴一个这样的标语：“对不起——我们只做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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