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空军》杂志2014年第3期刊登了约翰·T·科雷尔的文章：The Weinberger Doctrine。文章主要介绍了曾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卡斯帕·温伯格提出的“温伯格准则”，以及围绕这一准则的争论和战争实践的得失。尽管过去了30年，至今该准则仍然是武力使用的衡量尺度。文章编译如下：

三十年过去了，它仍然是武力使用的衡量尺度。

美国从越战泥潭抽身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战争的回忆就像阴云一样笼罩着这个国家。在这场美国第一次没有打赢的战争中，美国武装部队在那里阵亡了58178人——在那场战争中，美国不是为了胜利而作战。

这场战争由华盛顿进行着微观操作，那里的政治领导人担心战争升级可能会让中国或苏联卷入战争——因此对作战行动进行了各种瘫痪性的限制。美国军队不被允许打击避难所中的敌军。冲突一拖再拖，强度不断变化，直到1973年美国宣布“光荣的和平”并撤军。

整个美国的共识是，这个国家永远不要再卷入这种无限制的冲突——没有方向和承诺。一个新术语，“越南综合症”描述了这种局面——武装部队因为在越南的失败而蒙受作战羞辱。

1973年的战争权力决议案削减了美国总统在没有宣战或法律授权时派遣军队进入“敌对”地区的权力，除非在极其严重的全国紧急状态下。即便是在那种情况下，行动也必须在60天内结束，除非国会将其延长。

在1980年的总统竞选演说中，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说，“太长时间以来，我们带着越南综合症活着”。然而，没过一会儿，里根补充道：“对于我们所有人，越南都是个教训。如果我们不得不战斗，我们必须有方法和决心来占据上风，否则我们必须尽一切必要来保卫和平。虽然我们正处于和平之中，但是让我们告诉那些在那场战争中战斗过的人：我们永远不会再要求年轻人在一场我们政府不敢让他们获胜的战争中作战和可能战死。”

卡斯帕·温伯格被里根提名为国防部长，他在1981年1月的参议院就职听证会上重拾这个话题，宣称美国不应该参战，除非重大国家利益受到威胁。

1984年11月28日，在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的一次演讲中，温伯格提出了著名的立场——他宣布“当我们考虑在海外使用美国作战部队时，要进行6项检测”。

他说，决定付诸武力，只有（1）重大国家利益受到威胁，（2）国家准备派遣足够的部队来获胜，（3）建立了明确的政治和军事目标，（4）部队规模足够达成这些目标，（5）有美国人民和国会支持的合理保证，（6）在美军作为最后手段付诸使用之前，其它选择已经用尽了。

温伯格说，他正在两个极端之间划定一个过程。“第一个极端是——过度保守，这将使得我们最终远离那些需要自由国家捍卫其利益不受侵略性武力威胁的国际事件，”他说，“第二个极端是——几乎不加区分地使用我们的部队，并将其作为我们外交工作的常规性和习惯性部分，这肯定会让我们陷入我们在越南战争中所经历过的那种国内混乱，而无法完成我们给我们的军队承诺的目标。”

在两天后出版的《华盛顿邮报》社论中，这被称之为“温伯格准则”。“从某种意义上说，温伯格先生简直是浓缩了越战之后的共识，”文章称，“温伯格部长还没有结束对这些基本问题的争论，但他已经以一种严肃和时尚的方式重启了这个话题。他的演讲现在已经变成了其他人必须回应的核心问题。”

评论家的轻蔑

温伯格准则在军队中广受欢迎，但是当时专栏作家们和评论员们的反应是不屑和嘲笑。在《芝加哥论坛报》的讽刺版块，迈克尔·基利恩将温伯格的言论描绘为“寻找可爱的战争”。在《纽约时报》上，威廉·萨菲尔指责温伯格提倡“有趣的战争”，推出了一个“蹲下痛打的准则”。

专栏作家本·瓦腾伯格，曾经是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演讲稿撰写者，称温伯格“让五角大楼中一直憋着的天真、温和而危险的想法浮出了水面”。詹姆斯·麦卡特尼则在《费城问询报》上得出了奇怪的结论：“当一个国防部长讨论将要全力‘赢得’当前的战争时，我们应当记住他可能正在托起核战争的幽灵。”

政治评论家也发表了评论。J·威廉·富布赖特，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任主席，他与塞斯·蒂尔曼教授在《纽约时报》写道，温伯格的检测是“如此宽泛和主观”，以致“它们几乎不可能给我们在越南的卷入和升级造成严重阻碍”。

莱斯利·盖尔布，曾于20世纪60年代担任五角大楼文件研究主任，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称，“国防部长的话是传统军事视角的经典阐述——黑与白，赢和输——与外交的模糊和灰色地带相反。”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温伯格准则：武力使用的衡量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