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林迈可看，红军的作战组织有许多缺点，如执迷教条、部属怯于纠正长官等；但供给系统是无懈可击的。人民主要缴粮税，士兵到每个地方凭粮票领粮食，每张够一顿小米饭。每单位的粮票和粮食经查核后才可发下个月的，就是出击时也有条不紊。初冬有冬衣分配，特别寒冷的地方可领取衬了羊皮的大衣，官阶高的还可领到里子是丝绸做的。工资主要用来买水果等零食而已。这制度好处是不必到处运粮，又削减了物价波动的影响，躲过了国民党地区因通货膨胀而士气低沉的情况。

1944年班维廉夫妇已去了延安，又经重庆回了英国。林迈可带去的通讯零件已差不多用光，觉得他自己在晋察冀边区所能做的已做了，并训练了一批技术人员；他又深感共军对英美可提供许多有利作战的情报，渴望和英美军方联络，便向聂荣臻提议让他去延安。他和妻女由红军护送，冒着寒冬攀山越岭，数次险被日军拦截，两个多月后到达延安，被安排住入窑洞里，受毛泽东和朱德宴请。朱德委派他为通讯组技术顾问。毛泽东和他数次长谈，接纳了他的一些建言。

他们到延安不久，访问的英美官员与记者突然接踵而至，李效黎便负起翻译的责任，陪这些人到处参观。林迈克又被委派为新华社英语主编顾问。他的儿子在延安出生。

林迈可说国民党官员此时大大错估了红军，并且误信了自己的宣传，鼓励西方人到红区看，以为他们去了会对共产党反感，效果恰恰相反。据林迈可看，美方起初有诚意和延安合作，但送来的机械都不合用，而且反复无常；他说这固然有国民政府从中作梗，但也怪共方没有据理力争而只以习惯性的“谩骂”回应。1945年日本投降了，中国内战开始，林迈可便携眷回英国。

战后林迈可屡次和日本军官交谈，想了解日军为何持有优越的军事装备却无法有效地控制华北。日方承认1931年沈阳事变是精心策划的，如愿占据了中国东北，但坚持1937年卢沟桥事变是突发的，日军并没准备发动一场大战，因部队不够，主力用以应付国民政府的正规军，在华北只能防卫大城市和铁路。待1938年攻下武汉和广州后，才把部队调回华北，然而这一年间华北的游击队却已扎了根。日军起初围剿失败，1940年改用“堡垒”与“封锁”双管齐下的策略却相当成功，这战术用于东北也是见效的。林迈可指出这种战术的缺点是需要许多士兵。1943年日本在中国各地已建筑了三万个堡垒，每个堡垒约需二十个士兵驻守，另需大量的后备军随时待命，以便堡垒受攻击时调动。日方没那么多士兵，只好用伪军，就不可靠了。他说伪军和游击队间往往有协议，彼此做做样子，他有个在冀中的学生机关枪坏了，托一位农人向堡垒里的伪军借，等自己的修好再还，伪军答应了，说十天内日本人检查前奉还便可。1943年后日方把主力调到太平洋前方，防线又退到铁路附近。

林迈可还说日本人失败归根究底是不得民心。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日本可理直气壮地说它代表亚洲人对抗西方帝国主义。那时日军对平民和战俘的纪律是有目共睹的。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士兵抢夺、强奸、滥杀，无恶不作，引起民愤；战后日本军官也承认宪兵队伍完全失控。林迈可说这是因日军为顾全颜面，不愿惩罚败类，每次有人提出军纪问题总把事情淡化。

与林迈可交谈的日本军官曾自豪地说，日军在华北比起美国在越南成功多了。林迈可答说两者不可相提并论，红军当时一点外援都没有，而且华北冬季特别寒冷，又没有植被掩护，不似东南亚天气暖和到处有森林，对游击战术有利。红军的优势是得到民众由衷的合作。

林迈可的父亲因对英国教育有功，1945年被封为男爵（baron），他死后林迈可作为长子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李效黎便成了第一位成为英王室贵妇的亚洲人。他后半生在澳洲以及美国的大学教书，夫妇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度因批评“文革”被中国政府拒绝入境，后来屡次访华，他1994年去世后，李效黎到北京定居，2010年在北京去世。

李效黎虽然来自山西，家人却没有桑美德想象的那么保守，并不反对她的异族婚姻。她的父亲曾在阎锡山手下当军官，哥哥清华毕业后到哈佛念经济，回国在银行工作。她小时候有数年随父亲住在一个偏僻的农村里，和当地人打成一片，又学会了骑马，这对她后来在红区生活倒是很好的预备。她战后随林迈可到了英国，马上根据日记用英文写了回忆录，对红区有很细腻的描述，但2007年才在美国发表，书名是《显眼的李子》（Bold Plum），是出版史上罕见的译本出现多年后原文才面世的书。香港文艺书屋早在1975年便出了中译本《再见，延安》，是董桥译的；1991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另出了肃宜译的版本《延安情》，很多段落不见了，却多了照片和另一些细节；两者都译得很好，又含些后来“原文”没有的段落。

我和李效黎有一面之缘。戏剧家熊式一的幺女德荑是我的朋友，在牛津长大，跟林家很熟。我八十年代初动手写《洪业传》时，德荑问我洪业有没有提到林迈可，我说有，两人关系相当密切，她便送了我一本《默默无名的战争》。我有一次到华盛顿城看德荑，她带我去林家，迈可那天恰好不在，效黎一点架子都没有，平易近人。效黎大概以为我和德荑一样不懂中文，没跟我说她回忆录的中文版已出版了，直到我最近整理手上的燕京大学资料，和她的儿子通电邮才知晓。

李效黎的原稿听说非常之长，三种版本因时因地因读者不同作了些不同的取舍：譬如香港文艺书屋版以及后来的英文版有一段描述延安时的江青，形容她如何美丽优雅，但说她有心脏病而不常露面，“一点都不像中国一些名人的太座，存心想干涉多管国家大事……”上海远东版就没有这一段。德荑说英文版把原稿许多红区各地食物的论述省略了，也很可惜。

（编者按：本文所指“红军”，均来自原文Red Army）

本文作者陈毓贤，文载2015年6月7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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