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国的“一带一路”要寻求与印度“季风计划”、“香料之路”的对接。目前，印度的这些计划内容尚不完善。未来可以就南亚地区发展交通和基础设施与印度共同实施项目，找出彼此利益的契合点。关于这一点，可以借鉴中国与俄罗斯在“一带一路”上的经验。事实上，“一带”提出之初，俄罗斯也颇为谨慎，国内各方都表现的相当冷淡，甚至持质疑的消极态度。可是到2014年5月普京访华时，俄罗斯的态度已经从消极转变为积极参与。部分原因是由于在中国和中亚国家的“一带”建设中，俄罗斯获得了一定意义上的知情权、发言权和决策权。而且双方明确承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项目要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契合，在地区发展交通和基础设施方面中俄要“实施共同项目”。中印之间同样可以采取类似的合作方式。双方进行充分的沟通，寻找出彼此利益的契合点，进行共同项目的合作。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拉吉夫·拉詹·查特维迪研究员也认为，对中国而言，重要的是制定计划，确定重点和优先，并与其他伙伴国家共同合作监督并协调项目的进步。 2014年12月外交部长王毅访问尼泊尔、孟加拉时，宣布了中方的一系列援助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而在此前的2014年11月南盟峰会上，印度也在积极推动南亚国家进行区域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如以合作而非冲突的观点来看待二者在南亚推进的建设，则能够找到大量的项目对接空间。

其次，建立较为松散的非正式磋商机制。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担忧显然是印度洋的战略安全方面的考虑为主。而这种担忧并不是近忧，而像是远虑。正如拉嘉·莫汉所言，鉴于中国到印度洋的漫长补给线，中国并不会对印度在印度洋上的地位造成直接威胁，但是中国的长期意图才是新德里真正关心的问题。 虽然中印之间存在一些双边的对话机制，但是却明显缺乏与南亚国家的多边对话机制。印度对中国与斯里兰卡、孟加拉、马尔代夫建设“一带一路”并不放心。如果推动在南亚建立多边对话机制，显然给予了印度知情权、磋商权和一定意义上的决定权。实践也证明，在国际政治中，多边主义的非正式磋商机制常常能够起到一定的释疑效果，例如东盟地区论坛。在中国目前尚未加入南盟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多边的平台进行沟通。2014年12月王毅外长访尼泊尔时，就已经提出中方愿适时探讨中尼印三方合作的可能性，称三国之间是好朋友、好邻居，应该加强合作、共同发展，一起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共同为本地区的振兴做出努力。 近期报道称，3月26日习近平主席近日会见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时，曾提议中方与斯里兰卡、印度举行三方会谈。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时说，“斯里兰卡和印度都是中国在南亚地区的重要和友好邻国。我们希望中斯关系、中印关系都能良好发展，也乐见斯印关系不断发展，三方关系良性互动、相互促进对三方有利，对地区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也有利。我们愿与斯方和印方共同努力，推动彼此关系积极良性互动。” 这是迈向多边对话的良好开端。

最后，应该注意中国外交行为上的“外溢效应”，持续努力构建国家间的互信。虽然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正当的维护自身主权利益的行为，但是却常常带来一些负面的“外溢”效果。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拉吉夫·拉詹·查特维迪研究员认为的，部分亚太国家对中国的行为却倍感忧虑，因为中国的实际行为明显背离了中国所声称的善意和和平发展。“981事件”引发了新的紧张，使得“中国威胁论”的话语在亚太国家更具影响。他认为，中国的“咄咄逼人”，亚太地区的小国对中国的任何善意举动都持怀疑态度。如果北京的任何举动都被怀疑和恐惧，要建立友好周边是很困难的。中国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超大规模，它的任何不经意的小举动对地区小国而言都具有重大影响。因此，中国在推进“一路”倡议时，需要解决自己与东盟部分邻国之间的信任赤字问题。“一路”倡议在加强合作，将海上伙伴提升至新的水平上，将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中国仍然迫切需要发展政治与战略互信。 显然，发展与巩固战略互信将是“一带一路”建设中不可回避的任务，推动印度参与“一带一路”也不例外。

文/林民旺 原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五期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印度怎么看“一带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