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成功学”与整全方法论的探求——后苏联时代中国研究新趋势

整理自：Uneven Development vs. Searching for Integrity: Chinese Studies in Post-Soviet Russia, China Review, Vol. 14, No.2, 2014

作者：O. Edmund Clubb

自汉学名宿阿列克谢耶夫提出“中国是一个文化/文明复合体”以来，探求一种相应的跨学科整合研究方法，一直是悬置在苏俄汉学界潜意识中的重大问题。出于政治话语的需要，苏联汉学界在很大程度上舍弃了沙俄既有的民族学调查与语言训练传统，将研究重点转向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阐读。而在苏联解体之后，政治局势的更迭和西方研究路径的引入，使摆脱教条式的社会史阐释、重新建构一种整合性研究方法再次成为可能。

作者认为，后苏联时代俄国学者对中国政治史、经济史和法律史，尤其是对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当代史的研究，为“跨学科汉学”的兴起提供了可能。

伴随苏联末期意识形态的松动，汉学学者以“文明复合体”的综合视角审视中国的尝试，首先表现在传统政治/外交史的研究焦点向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转向。由于中苏边境争议和两国关系的破裂构成了60年代的现实语境，从60年代到80年代，以东方研究所、远东研究院和列宁格勒汉学研究中心为依托，中国政治史研究者的主要兴趣，在于贯通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封建中国”帝王式外交思路的亲缘性。以齐赫文斯基等老一辈官方史家为代表，这些学者的著述与官方对新中国的批判紧密契合，在70年代逐渐成为苏联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而到90年代初，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日益深入，新一代汉学学者开始不满于以“毛主义”为标靶的传统政治史路径。他们认为，唯有从中国传统文明的内在优势出发，才能解释何以经历了革命的中国，能再次成功维持庞大的现代化改革。

根据这些学者（Karneev、Kozirev、Titarenko、Perelomov等）的观点，中国传统的儒教文化并不单纯造成了帝国居高临下的对外心态，在中国这个历来复杂多元的巨型社会中，儒教文化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的潜在冲突矛盾，承担着维系社会稳定的变压功能。尤其在邓小平改革启动之后，这种功能更明显地起到了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类似研究的出现，不仅冲击了原先外交/政治史单一的讨论方式，在更深的意义上，它促使苏俄学界的当代中国研究从简单的政策-事件线索向功能-绩效视角逐渐过渡。

借助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工具，政治史和政治文化研究中凸显的综合性立场和功能-绩效分析，很快转移到经济史领域。除却在90年代兴起的台湾现代化研究，同时期俄罗斯学者针对1978年以来大陆经济改革的分析，堪称颠覆教科书式马列主义社会经济史的范本。延续Karneev等人的功能视角，研究者从执政党角色和经济社会的双重进展入手，将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视为一场“系统的现代化”：一方面，社会经济的活力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激活，国家遵循现代化通用指标推行的经济转型循序渐进，而另一方面，依照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执政党自身同步实现了适应性改革。在典型的转型政治经济分析视野下，这一结论与苏联解体前后改革转型的俄国形成了鲜明对比，研究者也得以由此将功能分析延伸到“国家-社会”研究范式，从而彻底反转了6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基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经济基础做出的消极论断。

或许是中俄转型命运的对比过于鲜明，俄罗斯学者对中国改革的“成功学”探秘，在20世纪末进一步落实到更为细微的事物。原先徘徊在论域边缘的中国法律体系，在15年间迅速成为学界关注的全新领域。与宏观的政治经济分析类似，俄罗斯的中国法专家（Kumanin、Imamov、Petukhov、Paschenko）除了关注80年代以来中国对欧陆现代法律体系的引介移植，也同时注意到了传统中国法律的伦理性价值在内化现代法统过程中扮演的特殊作用。在他们看来，这层特殊的伦理内核，构成了变动的中国社会/法律关系天然的润滑剂，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它会引发腐败、削弱法治的基石，但在法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引入的现代法律体系与市场经济的良性互动，证明了这种负面影响并未伤及转型进程的根本。

从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中国研究的趋势来看，法律史领域方法论的整合倾向绝非偶然。一方面，划分并关联古今中国法律传统的尝试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传统政治史向政治文化研究的转向，在“文明复合体”的名号下，这一从时间与传统上透视中国的方法已经成为流行范式，另一方面，探寻中国经济现代化成功奥秘的冲动始终贯穿其中，基于西方社会科学的分析框架不仅被俄罗斯学者视为解释转型落差的常用工具，定性与定量研究范式也替代了马克思主义的线性条贯，成为中国研究“不言而喻”的新常识。

我们无法断论，俄罗斯学者以社会科学工具构筑的方法论综合体，是否能有效地解释阿列克谢耶夫描述的“文明复合体”。随着俄罗斯各大中国研究分支间的合作在新世纪愈发紧密，这一整合性方案的面目也更加暧昧不清。或许对秉持实用主义原则的新一代政治领袖而言，这一褪去了意识形态福尔马林的整合足够清晰有力，但就汉学自身的进展来看，“过于一致”和“不对等的方法论竞争”，可能具有同等的危险。

整理/刘亦凡 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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