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武器——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汉学与中国社会史研究

整理自：Soviet Re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Maois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4, No.1, 1974

作者：Gilbert Rozman

对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而言，马列主义的哲学与政治信条意味着现实和历史的正当性，当历史与“规律”不能相符，立足于理论大厦之上的现实实践，就很可能面临颠覆的危机。

在这一意义上，上世纪60、70年代苏联史家的中国研究正是在规律与历史之间的一场“游戏”。在中苏交恶的背景下，为确证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错误，苏联史家围绕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着力申发中国革命与其社会基础在马列理论谱系中的不对称性。

问题首先表征在“大跃进”政策与中国薄弱的社会主义基础之中。在苏联史家看来，由于缺乏成熟的城市工人阶级，新中国在建政之后的一系列工业化政策都是试图跳跃历史发展阶段的激进作为。凭据苏联的工业化经验，Volkova和Muromtseva等人认为，在农业技术条件和工业生产力均属落后的情况下，集体化农业生产体制和“剪刀差”政策的引入，只会导致工业产出的相对停滞和农业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由工业和农业生产构成的城乡二元经济体系，将进一步阻隔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新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由于在苏联的历史经验中，社会主义工业化亟需技术成熟、自为自觉的工人阶级，依靠农民革命建章立制的新中国在缺乏这一基础的前提下做出的努力无疑不符合历史规律。尤其在Naumov和Kurbatov关于中国农村人口与落后生产力关系的论断下，Volkova等人更将这一问题，视为“不彻底的”中国革命遗留的困难。

顺着社会经济史和阶级分析的进路，对当代中国经济结构疑难的发现由此步入对中国革命自身弊病的阐发。在Kurbatov结论的基础上，Mugruzin、Meliksetov等学者将中国社会主义的薄弱地基，追溯到中国革命时期“非典型”的阶级关系。例如，在对20~40年代中国农业关系的研究中，Mugruzin发现：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缺乏位处地主与小农之间的富农阶层，他认为，这种高度封建色彩的经济体制一方面导致纯粹的资产阶级很难在中国产生，另一方面则使中国革命无法依靠新兴的城市无产阶级。而在城市官僚资本下苟活的工人，又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传统的乡情纽带，缺少无产阶级运动所需的规模与教育水平，因此，Meliksetov、Akatova和Deliusin都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视为在缺乏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情况下、一场农民与半封建社会关系的斗争。

换言之，依傍农民、忽略与城市无产阶级联系的中国革命，在本质上是一场“不正统的”社会主义运动，与这场革命成功之后的政策失误一样，它没有成熟的条件，也不在历史发展的正确阶段之中，有鉴于此，苏联史家同样针对中国资本主义阶段的不完善性做出了一系列论证。

以1911年清王朝的覆灭为界，这些分析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与现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相似，以Nepomnin为代表的近代史学者往往把封建农业经济视为阻碍民间资本向城市工业转化的最大障碍，并将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建设的失败归因于清王朝应对外来冲击的无能。另一方面，在阐释1911年辛亥革命的得失时，多数史家尽管承认这场重大变故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现代性质，但同时，他们更加强调革命的资产阶级与地主、官员、军队的传统联系，并视之为之后阻碍中国资本主义进展的原因。与Nepomnin观点类似的Sukharchuk甚至引入了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比较视野，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滞后的根源，在于中国封建制度自身无可挽回的结构性问题。

当苏联学者逐渐将西欧与中国的比较引入这场事关正当性的“游戏”，马列主义信条固有的条贯，似乎注定了对中国革命史的重新阐读必须“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之前。尽管对苏联史家而言，这段漫长的“封建时期”自然要比近代中国复杂得多，对资本主义究竟属于古代中国的内生现象或是后来之物也存在诸多争议，但借助西欧的比较视野，封建中国的许多歧异之处总能迎刃而解。

对某些在中国古代史中发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悖谬但又合乎逻辑的方向。几乎所有倾向于将资本主义源头诉诸1840年之前的学者都赞同，相比于自治与行会传统兴盛的西欧城镇，同期中国的商业城市不仅缺乏必要的资本流动性，国家对商贸金融的财政支持也属捉襟见肘，而在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下，由中央集权的国家赞助商业发展的可能路径更是近乎绝迹。因此，无论资本主义萌芽是否在1840年之前浮现于中国，都无法左右中国历史进程内在的滞后与惯性，尤其当毛泽东在60年代成为全民崇拜的对象时，苏联史家更自有理由认为，这种惯性至今仍未消除。

通过援引历史唯物主义的阶段论正纲，60~70年代的苏联史家以近乎“倒着书写”的方式，重新勾勒了中国历史的样貌。在他们的故事中，封建主义的余孽和资本主义基础的薄弱，构成了当时狂飙突进的中国无法逾越的宿命，而在欧洲与苏俄历史路径的对照下，这一宿命不仅显得无可挽回，而且仿佛重又将我们引向“中国例外论”和“东方专制主义”的结局。但无论这些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出于学者们的智性真诚，他们对中国历史延续性的阐发和比较历史视野的引入，都是我们审查自身历史的一种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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