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静之树与不止之风——20世纪70~80年代苏联的中国观察者

整理自：China-Watchers in the Post-Mao Era: The Response to a Changing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4, 1983

作者：Gilbert Rozman

应时而动，向来是观风者的美德。正如斯大林的故去带来了苏联汉学研究取向的变易，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同样翻转了苏联的中国观察者多年未改的眼线。

以1982年10月中苏重启磋商为标志，自60年代以来不断僵化的两国关系开始松弛。在1976~1982年这段转折期内，苏联的中国观风者对苏联政策的变化始终起着关键作用，而汉学界在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也逐渐从重释中国历史转向中国的当代境况。在这六年间，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论述在2278份涉及中国的出版物中超过了一半，其中，专门讨论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越边境战争的论文占了将近60%。借助1966年新成立的远东研究院和政府高级官员的支持，学者得以依赖国家的专项资助和学术网络深入当代中国研究的各大重要领域，除却战争与外交，以远东研究院和国家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为中心的观察还延伸到了中共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改革，甚至交通建设。

当然，象牙塔并非观察中国的唯一阵地。大量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和专栏文章，同样是这一时期的苏联人认识没有了毛泽东的中国最广泛的途径。机关媒体如《真理报》、《消息报》在这一时期都设有专门的中国板块和专职记者，作为更贴合现象的中国通，他们对中美关系和中国改革等议题的报道，对苏联上下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不仅如此，高层领导和政策制定者也多次公开发表关于中国的论述。苏共政治局委员基里连科、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乃至勃烈日涅夫本人，都曾就中国问题发表文章和谈话。尽管这批围绕在勃烈日涅夫左右的庸才多半谈不到中国问题的要害，但至少在中国政治经济的新变化方面，他们同媒体与学界抱有同等的关切态度。

在多方关注和官方主导的背景下，机关媒体和学术单位的中国研究自然保留了60年代以来的保守倾向。由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Kapitsa）和身兼学者、外交家于一身的齐赫文斯基（Tikhvinsky）等人组成的写作班子，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代表了对中国问题的官方口径。在以“拉赫玛宁”的笔名发表的文章和著作中，他们一方面要求苏联的汉学研究者不断发掘中国最新提出的“四化”目标和经济改革，另一方面则着重强调以马列主义原则统帅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性。对他们而言，在官方政策态度尚属模糊之时，唯有在继承60年代对毛主义的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才能保持苏联的中国观察者“负责任地”研究和说话。这不仅是由尚且悬而未决的中苏关系决定的趋势，也是维护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际阵营领头羊地位的必然要求。

不仅如此，官方“维持现状”的主旋律还在各大学术机构的机制流程中充分体现。远东研究院和东方研究所的招生和录取，严格受到苏共意识形态部门的管控和审查。有资格进入这些院系的学生，往往是由外交部和苏共领导人直接提名推荐。但同时，在官方性质较弱的研究机构中，对于中苏关系前景的乐观看法也并非全然泯灭。

以狄留逊（Deliusin）和梅里克塞托夫（Meliksetov）为代表，一些专事中国史研究而远离官方身份的学者在70年代末中国的经济变革面前，表现出了史家特有的敏感和谦逊。他们在这一时期的著作虽然仍旧远离当下的中国境况，但在对苏联中国研究的反思中，观念与方法论的革新已在悄声影响学界对中国现实的观感。例如，狄留逊在1978年的多次学术会议中强调，苏联国内和西方新盛的中国研究方法不是一件坏事，对苏联史学工作者而言，新方法和新观念的出现恰恰有助于学术研究的多样性，有助于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他称赞了30年代的中国史家陶希圣，认为陶“用西方社会学方法印证马克思主义史学范畴”的创举，正是苏联学者应当效仿的榜样。而梅里克塞托夫则在其1977年出版的著作中，检讨了生搬硬套俄国阶级发展、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传统研究思路，他还指出，对1949年后中国历史进程的研究必须摆脱此种范式先行的套路。

这些新观点的提出，一方面松动了原先僵化的研究风气，另一方面则要求苏联学者以全新的视角审查自身对中国的观察，从而在相对安全的论域中拓宽了苏联观察者对中国现实的视阀。在这一风气的影响下，一些当代中国研究著作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探究发生在中国的变革。伴随着勃烈日涅夫行将就木，Burlatsky于1982年出版的专著，探讨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造，Rumiantsev和Kholodkovskaia等人亦在同时发表了期刊文章，对社会主义中国在近年的变革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对此时的苏联学者和苏联人民而言，垂垂老矣的领导层和不复生机的国家体制已经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了隐忧，与之相比，卓有成效的中国改革似乎指出了一条激发社会主义活力的明路。Burlatsky等人在这一语境下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变革的探究，无疑激活了苏联公众关于本国现实境况的想象。

在这一趋势下，尽管“维持现状”的声音仍然是官方语调不变的成色，但隐性的观念变迁已然渗入苏联高层的心灵。随着勃烈日涅夫的逝世，曾以狄留逊为政策顾问的新任领袖安德罗波夫在对华政策上的缓和态度，已经足以说明问题。虽然从目前看来，来自远东研究院和党内保守人士的观点，仍旧在苏联的中国论域中保留强势地位，但针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灵活解释和中性态度，如今已成为苏联学术精英谈论中国时默存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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