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从加尔文到伊斯兰王权:欧洲宗教战争对现代中东的启示

文化 sean 23977℃ 2评论

从欧洲的加尔文到中东的霍布斯

俗语说:“历史并不重复自己,但它会押韵。”尽管伊斯兰主义在中东的兴起是独一无二的现代现象,但其遵循的演化路径及其刺激形成的危机,却类似于西方自身过往历史的若干片段。这场纷争以穆斯林世界中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secularism)之间的简单争斗为开端,业已演化为一场复杂的斗争。但问题的关节点在于,谁或者什么才是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并且,引爆点在于法律的本源和内容。伊斯兰主义者坚称最高统治者必须是伊斯兰教教法,这意味着教法可能源自伊斯兰教的教义文本:从真主安拉到先知穆罕默德的直接启示,它们构成了《古兰经》;以及穆罕默德的言行录。世俗主义者则反驳说,法律当源自人类的理性和经验,而并非源自伊斯兰教——或者对温和的世俗主义者来讲,并非仅仅源自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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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伊斯兰国作战人员在叙利亚特尔阿布雅德 (Tel Abyad)列队行进。(Reuters / Yaser Al-Khodor)

世俗主义与欧洲殖民主义一并到达中东。很多伊斯兰精英人士在国家独立之后立即采纳了世俗主义,恰恰是因为强大的欧洲国家优于并羞辱过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这里一般被视为拥有无上权威的伊斯兰王哈里发的领地。但世俗主义遇到了阻力:伊斯兰主义。尽管伊斯兰主义者提出其意识形态时,不是将其作为一种主义而是作为朴素的伊斯兰教,即先知的原初信仰,但其信仰体系依旧拥有更多现代源头。1926年到1950年间,早期伊斯兰主义者日渐成长起来,他们确信,对一名虔敬笃信的穆斯林来讲,生活在世俗政权之下是困难重重的,并开始组织反抗活动。1950年代,伊斯兰主义者变得愈发激进,并开始倡导回归国家强制推行的伊斯兰教教法。到1960年代,一直是世俗主义者占上风,但在随后几十年中,1967年世俗主义的埃及败于以色列,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以及1990至1991年间的海湾战争——这样一些关键时刻扭转了大势,局面逐渐有利于伊斯兰主义。

然后,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化的伊斯兰教已旗开得胜。纵然现代穆斯林既非纯粹的世俗主义者,也非纯粹的伊斯兰主义者,但中东和北非的典型穆斯林均倾向于伊斯兰主义。2013年由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埃及、伊拉克、约旦、摩洛哥和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大多数民众希望以伊斯兰教教法作为国法。2012年的一项盖洛普调查披露,在该地区的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突尼斯和也门这五个国家,女性与男性一样倾向于支持教法。并且,尽管就诸如公共生活中宗教的作用以及政府中神职人员的作用之类问题,伊斯兰主义阵营内部存在深刻的分裂,但眼下甚至是世俗执政者也接受了伊斯兰主义的基本主张。

但纵然有如此成就,政治化的伊斯兰教在生存能力方面依旧遭到怀疑。早些时候,外部观察人士斥之为与现代性脱节的理念。更近些时期,专业研究者之间彼此互相打气称,中东地区愈演愈烈的暴力,包括诸如伊斯兰国之类圣战组织执行的自杀性恐怖袭击和斩首之举,正是其行将垮台之际绝望行动的象征。

然而,假如欧洲自身的意识形态纷争史可以为中东提供一个关键教训,这个教训就是:不要低估伊斯兰主义。欧洲的宗教战争昭示了,何以轻慢一种显然落伍了的意识形态是如此危险。在那些战争的许多紧要关头,鉴于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对立正在戕害地方民众和经济,理性和进步显得是要强行宣告敌对状态终结。在若干关键时刻,包括在1555年,数个重要德意志公国同意实行宗教自决,以及1590年代,法国宗教战争结束,新教徒的荷兰共和国从天主教控制下的西班牙赢得独立——似乎危机已经过去。诸侯、贵族、市议会以及它们的臣民看上去已经决定实现和平。务实的政治理性呈现主导之势,提升了人们形成新欧洲的希望,而在新欧洲,国家或将追求它们的物质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上的利益。

但欧洲的意识形态暴力并未结束,因为催生这种暴力的合法性危机依旧悬而未决。大多数欧洲人继续相信,持久的政治稳定要求宗教上的整齐划一。只要他们是这样想的,最微不足道的刺激也可能再度令他们分化为激烈对抗的群体——这正是1618年,当波西米亚的一场新教徒变乱将欧洲推入三十年战争时所发生的事。直到那个世纪结束,当欧洲人将信仰问题与政治问题区隔开来,宗教信条才失去其煽动性力量。

意识形态上的一种不同的低估发生在更近的时代:即二十世纪,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进行全球性竞争期间。1930年代,大萧条的阵痛令很多重要的西方知识分子确信,作为一种理念,自由民主制度时代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中央集权的、强制性的国家政权在应对新的经济和社会挑战时显得更加游刃有余,这推动一些思想家看好共产主义。少数人士访问了约瑟夫·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并公开予以嘉许;在那里,工业化正急速推进,工人从不罢工。美国记者林肯·史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捕捉到了这种情绪:“我已经看到了未来,共产主义确实是灵丹妙药。”当然,结果是自由民主制度恢复生机,赢得胜利。(林肯·史蒂芬斯是美国著名记者,生于1866年,卒于1936年。据译者网上所见资料,1917年,史蒂芬斯在第一次到访苏俄时会见过列宁。1919年,他陪同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访问苏联三周,回国后多次表达对苏联的良好观感。但网上所见史蒂芬斯生平简介中并未提及他三十年代到访过苏联。斯大林于1924年成为苏联虽高领导人。据一些检索结果,上述引文写于1919年,出自作者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但史蒂芬斯在1931年出版的自传中又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幻灭感。引文中译取自苏珊·桑塔格所著《重点所在》中文本,页331。——译注)

要害不在于伊斯兰主义必将在中东成为赢家,而在于聪明人会低估非正统政治体制的生存能力,而这样的体制有时会带来惨痛的结局。事实上,政治化的伊斯兰教之所以生命力长久,一个秘密在于外部人士始终低估了这一体制。历史还昭示,当一种意识形态有国家力量作为后盾,其生命就可以延续,1930年代的自由民主制度是这样,今天的伊斯兰主义也是这样。政治化的伊斯兰教远没有到穷途末路,它完全可能恢复生机,卷土再来。(本节小标题中的加尔文是十六世纪法国的宗教改革家。霍布斯是十六至十七世纪的英国政治哲学家,他认为,国家是人们为了遵守“自然法”而订立契约所形成的,当君主可以履行该契约所约定的保证人民安全的职责时,人民应该对君主完全忠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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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就是晚了五六百年
    匿名2015-05-07 10:16 回复
    • 所以奥巴马放手让他们闹
      匿名2015-05-13 15:17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