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从加尔文到伊斯兰王权:欧洲宗教战争对现代中东的启示

文化 sean 23980℃ 2评论

以上帝的名义?

如同很多竞争求存的旧时意识形态一般,政治化的伊斯兰教也并非铁板一块。纵然伊斯兰主义者大体而言都挚爱教法,其内部还是存在相当多的派系:逊尼派与什叶派;极端主义者与温和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甚至还有帝国主义者。在西方,这种分歧已围绕如下问题引发了一场争论:在一些伊斯兰主义与更激进势力发生争端的地方,美国及其盟友是否应当帮助温和且务实的伊斯兰主义。认为不应当帮助的那些人士,总体而言将伊斯兰主义刻画成是由其对西方的仇恨所联合起来的头脑简单的势力。那些认为应当帮助的人士,则将伊斯兰主义的状况描绘成内部四分五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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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什叶派胡塞组织的追随者。(Reuters / Khaled Abdullah)

这样的争论了无新意,并且,一种意识形态的反对者往往试图利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鼓动某场冲突倒向对其有利的一面。在整个西方历史中,即便结果是多种多样的,外部力量仍周期性地试图运用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它们的举动时而擦枪走火。还是以宗教战争为例。这场久拖不决的冲突造成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支离破碎,随后形成的一些异端主张流传下来,与原初的教义竞争。新教以路德教之名起航传播,但很快发展成为瑞士的慈运理教(Zwinglianism)和德国的再洗礼教(Anabaptism),而在这之前就已开花结果,在法国发展出一个加尔文教版,在英格兰发展出一个圣公教(Anglican)版。加尔文教信徒与路德教信徒之间为争夺影响力而时常彼此倾轧,他们之间的敌意可能甚于两者间任何一方与天主教徒之间的敌意。统治神圣罗马帝国的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想尽办法,不知疲倦地推动这样的分裂。但最终,这一战略要么未能削弱加尔文教信徒,要么未能阻止他们与路德教信徒在三十年战争中结盟。

因之,对外部人士来讲,要害就在于,明察一些理论家是否倾向于反对激进主义,并知晓如何与他们交谊。成功做到这一点是有可能的。二战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曾努力限制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力,在决定哪些西方的欧洲左派政党可能成为美国盟友的过程中,他展示了至关紧要的灵活性。他恰当地得出结论:意大利的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是铁板一块,他们在支持苏联和反对美国倡议的马歇尔计划时是团结一致的。杜鲁门转而与基督教民主党人结交,在1948年帮助他们赢得了一场关键选举。但在法国,杜鲁门意识到社会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并与他们达成交易,这促使法国成为美国的一位难以相处但坦率真诚的伙伴。

外部力量这种或明或暗的干预,是久拖不决的合法性危机的另一个决定性特点。大批外来参与者或是通过幕后动作或是通过运用军事手段,卷入到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当中,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之间的冲突只是此类争斗的最新一轮。大量此类外部干预遭到一些人士的批评;特别是,批评人士认为,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及最近在利比亚发动的作战象征着替天行道之类征讨的不理智爆发,而这些征讨逾越了审慎治国方略的边界。但实际上,对一个大国来讲,动用武力去改变或者保留另一个国家的政权是正常举动。对意识形态斗争而言,外部干预并非是无关、荒谬且可以回避的补充,而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过去五百年里,这样的干预发生了超过两百次,其中的绝大多数是在诸如折磨今日中东的那种区域性合法性危机爆发期间进行的。

由这些类别的斗争推动形成的强烈极化,有助于解释何以干预是如此普遍寻常。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通常会加剧社会分裂,乃至相较于与他们没有共同道德标准的同胞,人们对与他们拥有共同道德标准的外国人会更加忠诚。这些冲突非常容易令民众和国家与外国参与者,特别是与那些强大到足以为他们或者他们的对手带来优势地位的参与者,形成或敌或友的关系。并且,对外国参与者而言,他们会将这些类别的危机,视作结交新朋友或者阻止新敌人出现的机会。

具体进行干预的国家力量在冲突中并不需要收获宗教上的利益;有时候物质上的利益已经足够。也有时候,意识形态方面和物质方面的算计结合在一起,推动干预发生。比如,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期间,逊尼派控制的沙特阿拉伯派遣军队进入巴林,帮助制止了一场什叶派叛乱,由此既遏制了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也牵制了什叶派控制的伊朗的力量。稍晚些时候,伊朗介入叙利亚,支持阿萨德政权反击逊尼派反叛武装,而假如这些反叛力量赢得胜利,他们或有可能令叙利亚与沙特阿拉伯结盟。类似这样的进展令人忧惧不已:中东将涌现越来越多胆大妄为、受意识形态驱动的政权,它们执意要破坏地区秩序。比如,一些观察人士担心,假如伊朗获得了核武器,它可能将这些武器用于倾覆中东地区不确定的平衡,甚至会挑起一场巨大的灾难。

历史并未就那样的忧惧提供简单判断,但它确实表明,一个政权可以既是意识形态的,也是理智的。一个由理论家执掌的政权或许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目标,比如建立一种全然迥异的秩序。为实现那些目标,这样的政权或许会运用理智的手段,当进攻的代价变得太过昂贵时就选择退却。但也可能偶尔不按传统地缘政治中成本收益算计的常理出牌。

三十年战争期间,一个被称为巴拉丁(Palatinate)的德意志公国的作为可用来解说上述两种可能性。该公国的执政者是好战的加尔文教信徒,力求结束天主教在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全欧洲的主导地位。他们一再试图拼凑反对天主教强权的新教徒联盟,屡次派遣军队帮助法国和荷兰的加尔文教信徒。但在十六世纪的多数时候,他们的算计中包括了意识形态和理智的良性混合:遭遇强大的哈布斯堡王朝足够多的回击以及新教同侪的麻木不仁时,他们就选择退却。但随后,波西米亚(臣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由天主教信徒统辖)的加尔文教反叛者恳请巴拉丁执政者弗雷德里克五世(Frederick V)向哈布斯堡王朝发起挑战,并担任他们的国王。弗雷德里克接受了,并在1619年宣布波西米亚属于他自己,尽管此举招致哈布斯堡王朝强烈反击的风险显而易见,并且事实上大多数欧洲新教徒拒绝公开支持他。果然,哈布斯堡王朝瓦解了弗雷德里克的军队并乘胜追击,劫掠了巴拉丁,并镇压了那里的新教。这些事情构成了三十年战争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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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小伙伴在吐槽
  1. 就是晚了五六百年
    匿名2015-05-07 10:16 回复
    • 所以奥巴马放手让他们闹
      匿名2015-05-13 15:17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