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对外经济模式

中国在以往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足堪世界各国借鉴的经验，但也引发了严重的问题：收入分配体制不公而致贫富两极分化；企业与政府关系过于密切易催生腐败；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带来环境恶化，等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的国内问题，由中国人自己来承受。但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走向世界，这种发展模式中的问题也随之“行销”世界。

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说过，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可分为三个阶段：产品、公司和国家。现在回头看来，在中国经济以“产品”走向世界的阶段，欧美国家由于贸易体制成熟，“中国制造”的情况还好。但在俄罗斯、东欧等市场经济不健全的地方，“中国制造”几乎成了“问题产品”“质量差”的代名词，对这些国家与中国的长期合作带来了恶劣影响。

在中国经济以“公司”走向世界的阶段，对外投资主体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如前所述，不但对投资的管理不善，亏损严重；而且过度追求资源占有，让中国在所在国饱受“新殖民主义”的指责。有时还两者都沾边——像中钢集团在澳的“敌意收购”，既亏了钱，又背负了恶名；而中资企业在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开发，也饱受争议。

而今，中国经济开始以“国家”走向世界。关于“中国模式”会否影响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问题随之被世界各国重视。美国、日本对亚投行的谨慎态度，欧洲国家一再强调亚投行规则的制定程序，如果抛除形式上的正义，其实质是表明了发达国家对于“中国模式”中负面问题的忧虑。从这个角度来看，亚投行虽然是一个聪明而大胆的尝试，意在整合世界金融资源助推亚洲发展。但就以往的投资和援助方式来看，与上述风险高度耦合。除非中国创新和改变现有的投资模式，否则很容易被自己的强大投资能力所累。

不过，好消息是，2014年习近平在参加布里斯班G20峰会上明确提出，中国支持加强全球制度，而非弱化全球制度；中国也支持世界银行搞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愿意把自己的“一带一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纳入全球计划中。如果这些提议仍然有效，就意味着，在以“国家”走向世界的阶段，中国也在试图让世界走向中国，用成熟的全球经济制度来改善中国的制度短板、防止“模式风险”的发生。如过这些提议得以实践，就不仅是一个亚投行的项目的成功，中国对外经济模式的制度性进步对中国、亚洲和世界的发展贡献将不可限量。

话说回来，世界各国对亚投行的捧场确实是给了中国面子，但中国自己却不能停留于这种面子上的成功而沾沾自喜。因为亚投行所可能带给中国的，除了表面的荣耀外，更是一次站在大国地位边缘的测验。当中国已经被默认为是一个有资格引领世界的角色，被全世界期待发挥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特效”时，就更需要在一片赞誉声中清醒地认识到可能的风险——这些风险既是针对中国的，也是针对世界的。

文/唐昊 政儿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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