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经济角度看，首先，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制裁可能带来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化，俄能源出口市场的布局开始向亚洲转移。对于能源需求巨大、谋求多种渠道分散风险的中国而言，其需要抓住这一机遇。目前中国已与俄罗斯签下十几年来谈判举步维艰的天然气协议。其次，西方的制裁将迫使俄罗斯在金融领域与中国形成越来越深的相互依赖关系。如今，俄罗斯商业大亨已开始改持银联卡，陆续将更多美元兑换为港币，存放在中国香港的中资银行，而中俄双边贸易、投资和借贷中开始提高本币结算规模，俄罗斯接受人民币支付的范围正在扩大，这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将产生重要影响。再次，西方制裁令普京政府开始在经济战略上促进俄罗斯市场的多元化，对欧洲的经济反制涉及农产品市场的大规模转移，并可能继续扩展到工业产品领域，中俄经贸合作也由此将迅速扩大并深入到高铁建设、农业、军事技术、卫星导航系统、港口、物流、IT产业、制造业、核电等诸多领域。

由于中俄之间还具有超越经济利益的共同战略诉求，因此两国关系越来越不止于纯经济层面的互利共赢和务实合作，过去基于短期相互利用的一次性“投桃报李”的互动模式发生改变，正在形成具有互信基础的长期战略协作关系，这在两国去年签署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联合声明》中得以凸显。中俄两国分别在东亚和欧洲面临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的合力夹击，东海、南海和乌克兰只是具体的角力点和表象。其背后的核心问题在于，同样作为具有悠久历史和文明传统的军事自助大国，中俄两国都不能接受按照美国和西方世界设定的道路决定自身的对内事务和对外政策，因此需要对于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和由此形成的政治集团化国际生态进行反制，为文化传统和文明的多元性搏得生存和发展空间。

从防御性角度，中俄的战略互助可以在彼此面对西方国家的现实和舆论压力，或与美国主导的政治集团进行博弈时，给予对方一定支持、声援，至少起到政治平衡作用，避免自己在大国关系中陷入孤立。在乌克兰危机中，中国官方一直在努力推动俄乌关系和乌克兰局势的缓解。在西方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政治孤立和舆论打压时，中国始终态度鲜明地反对这种集团政治围剿，并给予俄罗斯以强有力的支持。在香港“占中”运动中，俄罗斯媒体是大国媒体中唯一发出声援中国声音的官方媒体。未来中国在台湾、南海和钓鱼岛问题上可能在国际社会面临类似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困境，也需要拥有大国层面的伙伴。

从积极作为的角度，我们看到，相对实力衰落的美国已经逐渐丧失为世界和地区繁荣提供更多建设性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美国利用南海、钓鱼岛和乌克兰等问题在亚洲和欧洲助推了争端，在中东、西亚、北非引爆了“阿拉伯之春”系列革命，事后却都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在一个美国四处干预却又不能解决问题以致乱象丛生的时代，在一个大国互相猜疑、牵制，地区一体化进程由此受阻的时期，中俄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成为建设性的力量，去改变对自身和新兴市场国家不利的既有国际秩序？这要求两国的合作不仅限于双边，而且需要进一步团结印度、巴西、南非等区域大国，在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国家合作机制下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在上合、亚太经合、亚信、亚欧会议等多边合作组织中全面深化协作关系。如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牵头成立了亚投行，成为日美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的替代性选择，并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经济体签订双边货币协议进行人民币直接支付，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的俄罗斯已经开始着手推动石油的去美元化进程，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也启动在即，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将继续松动。与此同时，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与俄罗斯正在推进中的“欧亚经济联盟”也正在建立合作对接点，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已基本达成战略互信。一切都只是开始。

文/高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原载于《文化纵横》2015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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