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显示，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以得票率计，小布什为47.87%，戈尔为48.38%;2004年的结果是，小布什为50.73%，克里为48.26%;2008年的结果是，奥巴马为52.86%，麦凯恩为45.60%;2012年的结果是，奥巴马为51.01%，罗姆尼为47.15%。从投票率看，由于美国各机构对大选投票率没有统一统计，所以无法得到准确数字，但大多数统计显示，2008年的大选投票率较高，其次分别为2004年、2012年和2000年。从最近四次大选结果看，美国选民的政治分布并未呈现越来越相等的两大阵营。
其次，从美国国会选举和两党在国会的席次看，至少从2000年以来，两党交替控制国会两院，而且多数党、少数党的差距常常较大。同时，多数美国选民会根据对现实的感受而非自己的党派认同投票。因此，从选举的角度看，无法得出美国社会极化加剧的结论。
再次，是普通民众党派和意识形态划分的角度。从党派和意识形态划分来看，美国社会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稳定性，没有出现严重的分化。在党派认同方面，近期民调显示，普通美国民众对民主、共和两党的认同稳定中有所下降，相比之下，自认为是无党派独立人士的民众比例在升高。根据盖洛普民调2013年的数据显示，认为自己是民主党的美国民众比例为31%，共和党则为25%，而独立民众的比例高达42%，达到1988年以来的最高。从长期趋势看，过去25年中，这三项数据起伏变化，大致比例保持稳定，只是2005年之后，共和党民众比例持续走低，独立民众比例不断上升。但明确的一点是，并没有出现民主、共和两党民众比例攀升而中间的独立民众比例下降的情况，也就是说，没有出现形成政治极化的条件。
在意识形态认同方面，美国民众对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中间温和路线的认同，从所占比例上看，自1992年以来大体保持不变。盖洛普的民调显示，在2013年，认同保守主义的美国民众比例为38%，自由主义则为23%，而认同中间温和路线的民众比例为34%。总的来看，过去23年当中，认同保守主义的民众比例稳定地下降了5%，认同自由主义的民众比例稳定地上升了6%，而认同中间温和路线的民众比例只出现了2%的变化。可见以意识形态认同划分，美国社会保持着较高的稳定性。
在社会整体结构保持稳定的同时，美国民众在一些具体议题上态度混杂，变化方向并不单一。在几个重大的议题上，民众的态度不尽一致。比如，多数民众一直支持政府加强金融监管，对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态度比较积极。但在医疗改革问题上，民众始终没有形成相对主流的支持意见，不同群体之间存在较大分歧，有时反对奥巴马医疗改革，要求废除医疗改革法的声音会占据上风。说明美国民众对医疗改革的方向仍然非常犹豫，尤其是对奥巴马改革政策中强制要求个人购买医疗保险的“大政府”倾向感到担心。从民众对重大议题的态度也能看出，他们并未因为政治和政党的原因而一味支持或反对奥巴马的政策，而是采取了极具实用主义色彩的态度，对自身和国家利益的关注超过了对党派政治的关注。
另有民调显示，过去几年在一些具体议题上，美国民众的意识形态认同有所起伏。如在经济议题上，自2008年起，认同保守主义主张的民众比例由长期相对稳定的40%出头攀升，到2010年曾达到51%的水平，之后又逐渐下降，至2013年又跌回41%。可以看到民众对经济政策的态度，随着美国经济的变动和政府出台政策的步调而不断调整，并非单一方向改变。但在社会问题上的民意变化则是另一幅图景，总体看，过去几年中认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民众比例持续增加，特别是自认为民主党人的选民，在社会议题上的自由主义倾向，在进入21世纪后明显上升，从2001年的35%上升到2013年的50%。这也能解释在同性恋、堕胎等社会议题上，美国社会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出现的朝自由主义方向的转变。这种不同议题上出现的不同的变化态势，显示在社会层面，即美国并没有发生普通民众随两党政治精英而动的极化现象。
从上述分析可看出，在政治极化的程度上，美国政治精英阶层与社会普通民众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精英阶层政治极化的加剧，并没有蔓延到社会层面，美国社会并未因政治极化而出现分裂。
二
美国实行的是选举政治，其基本逻辑是民选的政治人物要为民众利益服务，他们为了赢得选举要迎合选民的需求。但近年来的事实显示，精英阶层与社会大众阶层出现了明显的差别，总体理性的选民选举出的政治人物，却不能以理性的方式解决国家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政治制度上的原因肯定是最为重要的。
在各种制度性弊端之中，首先当推初选制度。政治人物要成为本党的候选人、在选举中与另一党的候选人对决，首先要在党内初选中获胜。而参加初选投票的大多数是两党中最有政治热情的积极选民，其数量只占全体选民的少数，但往往立场极端，他们这种极端的立场往往左右了本党初选的议程。占据重要职位的政治人物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样的选民挑选出来的，在选举过程中必须努力迎合本党内的强硬主张，很难做到倾听另一党的意见，也很难做出愿意合作与妥协的姿态。在国会当中，这样的议员越多，政治极化的程度就越高。
其次是国会选区划分。美国宪法规定，各州按人口比例分配国会众议院席位。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之后，各州的席位数额都会根据普查结果而有所调整，同时各州内部也会根据本州人口的变化而重新划分选区。通常，各州内选区的划分由州议会负责，而占州议会多数的党派又掌握决定权，它们会通过选区划分，尽可能地帮助本党候选人在选举中获胜。于是，一个普遍的情况是，多数党对选区划分的操纵导致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大量的“安全选区”，即由于这些选区内两党选民的比例总是相对固定，且往往有利于多数党，所以这些选区里产生的国会众议员能比较轻松地一再获得胜选。那些从“安全选区”产生的众议员，在政治立场上只需要考虑本选区内占优势地位的本党选民的需求。顽固坚持本党的立场，拒绝妥协，也必然成为这些议员在国会议事过程中的行为模式。如果大量议员情况都如此，其结果就是国会极化程度的加剧。
再次是国会议事规则。国会的立法过程并非简单的一人一票的投票过程，多数党往往会利用自己的多数地位进行操纵，对辩论和修正案加以限制，设立各种特别的规则，让立法过程对本党有利，同时剥夺少数党议员的正当权利。随着国会选举之后，多数党与少数党的轮替，民主、共和两党分别在不同时间段里把持立法过程，形成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严重破坏了两党合作的气氛，政治上妥协的意愿大大降低，妥协的空间大大压缩。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制度性弊端的存在，使得政治人物可以忽视社会大众的意愿，忽视主流民意，有时甚至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偏执地服务于少数人的利益和主张，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政治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的分裂，政治与社会的脱节。
本文为《现代院美国所：美国国情九问》第二篇
文/王文峰 来源:共识网-《领导者》杂志第62期（2015年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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