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前，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中的分布态势，也为自由主义发展创造了机遇。以国会为代表的立法机构，是美国自由与保守路线之争的主战场，虽然共和党从2015年起掌控参众两院但在参院不占据绝对多数席位，且民主党控制了白宫，两党实质上处于势均力敌的态势。以联邦最高法院为代表的司法部门，虽然在路线之争中处于相对超脱的地位，但是美国行政“司法化”的弊端也在侵蚀最高法院的公信力。

从行政部门看，民主党政府在奥巴马任内大力推行“大政府”政策，成为美国社会“向左转”的动力之一。奥巴马的医疗健保改革被认为是美国“进步主义运动40多年来在社会政策上最重要的成就”，它本质上是通过“劫富济贫”的再分配使保险覆盖全民，同时加强对保险公司的管制。医改法主要条款已在2013年10月正式实施。奥巴马任内第二大立法成就是金融监管法案，这一改革基本上也是管制式的，通过规范华尔街的行为，拯救美国的金融体系。此外，民主党政府还在教育、税制、环境、能源等领域推出强化政府职能的政策，实质上是通过加强管制，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从立法部门看，府会在2010年实现“弱分治”、2015年开启“强分治”，从结构上确保共和党对民主党“大政府”政策的制衡。共和党力推国会通过《2011年预算控制法》，试图通过强制性削减开支减少政府赤字，实现预算平衡。对于奥巴马政府自由主义倾向明显的政策，如应对气候变化、强化枪支管制、推行综合移民改革等措施，共和党则扮演“刹车”角色，予以坚决的制止。共和党内极端保守派茶党是“小政府”理念的忠实信徒，他们认为即便国会不作为，也比允许行政部门乱作为要好。尽管如此，面对拉美裔人口比例激增的现实，共和党出于选举考虑，未来也不得不在移民改革上有所动作，推出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多样性的主张。

以联邦最高法院为代表的司法部门，尽管在九名大法官中，保守派占优，然而为适应社会发展新现实，近年来最高法院的若干裁决客观上均对自由派有利。事实上，早在克林顿时代，最高法院的多数大法官就开始热衷于迎合主流民意。加之时任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立场变化后，最高法院已在1990年代后期逐渐左倾。2012年6月，最高法院裁定奥巴马医改法主要条款“不违宪”，从而为该法的实施铺平了道路;2013年裁决《捍卫婚姻法》部分条款违宪，实质上是在联邦层面承认了同性婚姻合法化;2014年裁定维持下级法院推翻5州同性婚姻禁令的判决，使得同性婚姻合法化州再增加5个。即便是最高法院被认为“亲资本”的有关放宽竞选经费限制的裁决，实际上对民主党和共和党筹集竞选经费所产生的机遇是相同的。

以美国政府目前的施政僵局来看，国会保守派对于行政部门的自由派形成有力制衡，双方都很难出台并通过极端的政策。民主党政府唯一的施展空间在于行政命令，而这正成为共和党重点挑战的对象。检验三权内自由与保守力量对比最恰当的案例，将是国会诉奥巴马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案。奥巴马依赖行政命令施政，很大程度上源于国会保守派对其“大政府”政策的阻挠。奥巴马权力扩张被称为“过度的政治行动主义”(excessive government activism)，是“大政府”的重要表现之一。最高法院在历史上不倾向于介入立法与行政部门之争，但对上述案件的裁决将显示当前最高法院的倾向。

三

或许将美国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并存现象解释最为恰当的，是1967年学者劳埃德•弗里(Lloyd Freed)和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在《美国人的政治信仰》中的结论，即许多美国人是“思想上的保守派”和“行动上的自由派”。美国社会出现上述自由与保守路线并行不悖的现象，既源于其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也与美国政治本质上是选举政治的现实直接相关。

从政治传统来看，美国保守主义的内核是古典自由主义，其核心观点是经济上推崇没有政府干涉的自由市场，政治上主张权力有限的政府。所谓保守主义是对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保守，反对的是与其彻底割裂的激进主义与社会主义。学者路易斯•哈茨认为，美国从建国之初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美国自由派信仰洛克式的个体自由、平等以及资本主义，认为个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自身努力与能力。这种强调个人努力的说法，与保守派“个人要为自身福祉负责”的主张实质上一致。直到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正式分野，美国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才正式确立。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比，现代自由主义主张政府积极介入经济与社会生活，维持公平与正义。事实上，两派在自由、平等以及对资本主义的信仰上具有共识，只在实现平等的途径上有分歧。自由派主张通过再分配实现“结果的平等”，而保守派则强调创造“平等的机会”，这成为双方最大的分歧。

从政治现实来看，共和党的部分政策也在推动社会“向左转”。历史上，出于吸引选民选票的考量，共和党在构建美国福利制度上也“功不可没”。目前被保守派诟病为“政府过度行政”的环境保护署(EPA)，实际上就成立于共和党总统尼克松当政时期。此外，增加开支常被认为是“大政府”政策的标志，共和党往往倾向于削减开支、平衡预算。然而，有研究表明从1960年代起，联邦支出几乎持续增长，与国会由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控制无关。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社会福利制度日渐健全，政府财政负担也日益加重，尽管共和党一再呼吁削减福利、平衡预算，却没有哪届政府会这样做。尤其里根时期，社会福利开支与军费同步增长，进一步恶化了联邦财政收支失衡的局面。究其原因则是政治学家詹姆斯•布坎南所言：由于选举的压力，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国会议员和总统都愿意“在预算政治中做那些人人讨好的事情”。

总而言之，奥巴马治下的美国虽然自由与保守的路线之争依然激烈，但是国内意识形态向自由主义倾斜已是不争的事实。自由主义的推进无疑将会继续遭遇保守主义的阻挠，然而从更长的历史发展阶段来看，不管是科技进步继续赋权于民众促使人类更加平等，还是美国族裔构成的多元化壮大了民主党传统选民基础，都将为自由主义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本文为《现代院美国所：美国国情九问》第一篇

文/张志新 来源:共识网-《领导者》杂志第62期（2015年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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