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是从西方国家被苏联间谍大规模渗透的暴露而开始的。
虽然伊戈·哥萨柯事件深度涉及美国，毕竟是个加拿大案件。可是，就在加拿大司法部接收哥萨柯文件的整整两个月后，类似的事件也在美国发生了。1945年11月6日，一个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的美国女间谍领导人伊丽莎白·柏特丽（Elizabeth Bentley）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自首。哥萨柯事件尚在调查，又在美国本土炸响这颗炸弹，确实非同小可。她的自首，牵出了一大群为苏联工作的美国间谍。
非常不同的是，柏特丽是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1908年元旦出生。家族移民来自英国，1933年她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习英语、意大利语和法语等三种语言的奖学金。她在意大利住了一段，先是参加了法西斯组织，又在男朋友的影响下跳到政治上的另一个端头。1935年，她加入了美国共产党（CPUSA）。
1938年，柏特丽在纽约找到一个和意大利语有关的工作，这个工作单位涉及在美意大利人法西斯组织的活动。她向自己的共产党组织汇报，主动要求做一个卧底间谍，组织上派给她一个间谍领导人格罗斯（Jake Golos），他是苏联内务部（NKVD）在美国最重要的间谍之一，格罗斯移民美国后，在1915年加入美国国籍。柏特丽和格罗斯很快有了恋情。直到两年之后，她才知道格罗斯是为苏联工作，换句话说，这时她才明白，自己早已成了“苏联间谍”。
美国是一个容许外国集团合法政治游说的国家，也就有一大批人，名正言顺地在为外国政府工作。为了把间谍行为从合法行为中严格区分出来，1938年美国通过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ration Act）。1940年，负责执法的司法部，迫使格罗斯登记了自己作为外国代理人的身份。如此一来，格罗斯就在更为严格的法律监督下。要再像以前一样掌控庞大间谍网，显然就不“安全”了。于是，他的身份和工作就逐渐转给了柏特丽。就这样，柏特丽成了代号为“聪明女孩”的苏联在美最重要的间谍网领导人。情报内容也大量是美国的军事情报。
凡事离不开“时间、条件、地点”。那是一个非常困扰的年代。
柏特丽后来自己也写了书，名为《解除束缚》（Out of Bondage）。另外有一个作家Kathry S. Omsted为她写过传记：《红色间谍女王》（Red Spy Queen）。在这本书里，这位传记作家称这一大批间谍为“浪漫理想主义者”（romantic idealists），不能说没有道理。
他们大多为一个绝对平等的浪漫共产主义理想所吸引，这个理想上世纪初在美国也曾随着工人运动而声势强大，也因理想在苏联取胜而振奋。但共产主义在美国仍然并非主流，有着对它的各种批评和反对的声音。二次大战开始，美苏成为盟国盟军并肩作战，这样的反对声音就几乎自动消失了。
1948年8月柏特丽在听证会上
不论从理论还是现实，我们直到现在好像常常还是只能用两分法——左和右——来描述复杂的政治关系。这是一个定义含混的划分。尤其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好像苏联就是“左”的代表，而希特勒这样的就是“右”的代表。那么英美这样的民主国家算什么呢？即便把前二者送入“极左”、“极右”两端，难道英美和纳粹当归为一类，只是“温和”与“极端”的差别吗？
二战结束之后，德国的纳粹以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至少暂时消退了，不再成为一个威胁世界的国家力量。却立即出现冷战对立双方，也就是对立的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至少从理论上、在大家含含混混的概念中，接着二战似乎续上了一个新的“左、右”对立关系，我总觉得是“something wrong”，哪里肯定不对了，至少是简化了历史。但是，这至少对于苏联阵营的宣传是非常有利的。好像是苏联阵营原地不动，顺理成章保持原来“反法西斯阵营”名号，而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理所当然地因与苏联对立，而被送到原来法西斯的“右”的位置上。相信共产主义学说的人们，逻辑很容易就顺过来：一个在法西斯倒台后就接着和我们对立的，不是又一个法西斯还能是什么？更何况，列宁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学说，不仅是理论，已经上升到政治信仰，信的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定”要走向“具有侵略本性的帝国主义”。
仔细想想，这个定位概念，对二战之前的西班牙内战以及佛朗哥政权的复杂性，起了重要的现实范例的作用。西班牙在内战前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在结束君主制之后，开始民主选举，可是却没有一个成熟的社会和政治理念在背后支撑，结果一方选上推行的措施，是另一方绝对无法接受的，国家就在两极跳跃中推向极端，最终在野一方感觉连安全可能都无法保证。1936年左翼选上之后局面大乱，最终在议会的一名右翼议员被杀之后，导致在野一方起兵。
西班牙内战其实是二战前发生在一国土地上的国际大战。共产国际动员了全世界（包括中国）的成员组成国际纵队支持西班牙共产党，美国支队成为主力，许多美国人血洒西班牙；而希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都支持了佛朗哥。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却因为交战双方都是它们所不赞同的极端，因而按兵不动没有介入。西班牙内战对美国左翼带来的强烈刺激，久久不散。
最难以解释清楚的是，假如不了解当时的西班牙国内政局，仅从表面上看，包括共产党的左翼是通过民主选举执政的，而佛朗哥是一个得到法西斯国家军事支援的右翼政变。所以，共产国际举的是保卫民主的大旗，共产主义的浪漫理想和民主口号在这一点怦然结合，因而，才能够在全世界吸引如此众多的理想主义者，愿意死在和他们毫不相干的战场上。而内战后的西班牙更有另一层复杂：事实上佛朗哥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却并不能画等号，佛朗哥的西班牙不仅在二战中保持了中立，尤其在后期，还实际帮助了盟军，甚至为德国犹太人的逃生大开方便之门。在二战后，西班牙是对外开放的。美国政府看到这一点差别，二战后最早和佛朗哥西班牙开始关系逐步正常化。可同时佛朗哥在国内仍然镇压左派。在美国共产党眼中，美国政府战后和佛朗哥西班牙的交往，是坐实了美国将走向帝国主义的列宁理论，暴露了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为一路的真面目。苏联人有这样的信仰，一心支持自己的政府，心理上就比较顺理成章。问题是一大批美国左翼怎么办？他们不信任自己国家的理念，认为站在爱好和平的苏联一边是正义的，阴差阳错，就有一批人成了苏联的卧底间谍。虽然美国苏联一度是盟国，可他们当然一开始就知道为外国政府盗取自己国家的情报，这是违法的。在冷战开始后，这就更明确是与自己国家为敌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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