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土耳其的民族主义与“族史重构”

文化 alvin 9354℃ 3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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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世纪之交,奥斯曼—土耳其的知识精英致力于“土耳其民族”历史的书写。至凯末尔主义时代,重构民族历史成为土耳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其发展顶峰则为30年代初“土耳其史观”(Türk Tarih Tezi)之提出。该史观认为,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出现于中亚,中亚最早的民族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将自己的伟大文明传播到了全世界,故世界各大文明皆是土耳其人的创造。

在过去,已有几位学者的研究涉及“土耳其史观”的问题。 这其中,只有土耳其学者白哈尔(Büşra Ersanlı Behar)的研究属于专门研究。但严格来说,白哈尔的研究定位过于杂乱,以至于让人理不出清晰的思路来,更重要的是,白氏的研究对史观的内容本身关注太少,对枝蔓性的问题则着墨太多,以至于人们读完其著作后,对什么是“土耳其史观”仍不甚了了。拜石克齐(İsmail Beşkeçi)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库尔德问题,对史观出台的经过及具体内容所论仍嫌简略。至于在法国学者考普克斯(Étienne Copeaux)的研究中,史观又仅仅成了一个背景,因为他更为关注的是“土耳其史观”在当代的变化。

“土耳其主义”: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产生

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一种文化—种族民族主义思潮——土耳其主义(Türkçülük)——开始活跃起来,其极端表现形式往往被称为“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和土兰主义(Turanism)。 这一思潮主要利用了西方的突厥学研究。正是突厥学的知识,使奥斯曼土耳其人逐渐认识到了自身曾被淡忘了的过去——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突厥历史。

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是20世纪初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理论家,同时也作为泛土耳其主义思想的“祖师爷”而受到批判。格卡尔普曾在其名作《土耳其主义的基础》一书开篇就介绍了欧洲思想对土耳其主义的影响, 格卡尔普说,这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欧洲学者有关突厥人的学术研究,即所谓的“突厥学”(Türkiyat,Türkoloji)。这指的是来自俄罗斯、德国、匈牙利、丹麦、法国和英国等国的很多学者所从事的,与古代突厥、匈奴和蒙古人有关的语言学、历史学及考古学研究。概括而言,东方学家提出,突厥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他们散布于广大的领域,而且,突厥人还在不同历史时期创建了主导世界的国家和高级文明。格卡尔普承认,东方学家所说的突厥人并非就是土耳其的突厥人(即今天的土耳其人——引者),而是古代东方的突厥人(Doğu Türkleri)。尽管如此,这两个潮流都对奥斯曼土耳其人产生了影响。“特别地,法国历史学家德经(Joseph Deguignes)所著的与匈奴、突厥和蒙古有关的作品,以及英国学者卢姆里(Sir Davids Lumley)打算献给塞利姆三世的《土耳其语法》中对突厥语言学的概论,都对我们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卢姆里的作品是用英语写的(1832),后来他的母亲将其翻译成了法语(1836)并献给了苏丹马哈茂德。该书除了讨论突厥语的各种支系和方言,还讲到了突厥文明以及突厥的民族学和历史。”

德经提出了匈奴、突厥、蒙古具有相同起源的观点,这影响了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知识精英,格卡尔普强调说,在土耳其主义的最早时期,德经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德经影响了土耳其主义的开创者苏雷曼(Süleyman Paşa),“苏雷曼帕夏是我国第一个根据中国史料来撰写突厥史的人,我们可以说,苏雷曼帕夏的土耳其主义受到了德经的影响,因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主要是利用了德经的资料”。 苏雷曼帕夏的土耳其意识还体现在其对“奥斯曼”与“土耳其”这两个名词的区分上,苏雷曼帕夏曾写过一本关于土耳其语的语言学著作,但与此前的作者不同的是,他的书名不再是用Osmanlıca(奥斯曼语),而是名之为Türkçe(土耳其语)。

苏雷曼对“Türk”这个名词的热衷,反映了当时文化领域中一种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土耳其意识。1848年革命失败后,来自中欧的流亡知识分子在奥斯曼帝国落了户,并把中欧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带了过来。这其中最早做出重要贡献的,是从波兰逃往伊斯坦布尔避难的波兰人穆斯塔法·杰拉莱丁(Mustafa Celaleddin),他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 杰拉莱丁断言土耳其人和欧洲人均属同一种族,都属于他所谓的“土鲁—雅利安”(Touro-Aryan)种,即雅利安种的土兰系。杰拉莱丁的目的是要证明土耳其人是欧洲人,并尽量缩小土耳其人和欧洲人之间的差别。 杰拉莱丁进一步提出了拉丁语和拉丁文明起源于突厥人的观点。杰拉莱丁得出结论说:“突厥民族……有一个悠久而且充满胜利的过去。而且,在一场原因不明的大震动之后,突厥人把文明的种子传到了两河流域,使其获得了一个新的元素和能量……”

19世纪末,法国学者兼作家莱昂·加恩(Leon Cahun)的作品被引进了奥斯曼帝国,他的研究被认为是当时“最为流行而且在奥斯曼帝国影响最大、最重要的作品”。 其实,莱昂•加恩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突厥学家,在法国,他更多被看成一个“文学家”。加恩的作品既研究了有关古代突厥人的历史与文化知识,同时也在宏观的意义上给出了分析问题的原则和视角。格卡尔普曾提到:“1896年我来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我最先买的书,是莱昂•加恩的历史作品。该书似乎就是专门为了鼓动泛土耳其主义理想而作。”

加恩的作品中带有他那个时代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加恩在贬低突厥人的理解能力和创造文明的能力之同时,还称赞了他们的“战士的精神”、“勇敢、服从、正直、有判断力”等品质,并补充说他们是“诚实的管理者、坚定的统治者”。加恩的影响在于他的论述思路。加恩认为,突厥人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但这对突厥民族的天赋没有产生什么积极的结果。加恩说,与其他穆斯林一起,“甚至失去了自身特性的突厥人,成为伊斯兰教化了的亚洲与基督教的欧洲相对抗的先锋。他们大胆而坚定地……在为外国人效力的过程中,依靠侥幸和冒险,付出着自己的意志与力量。”加恩的重要结论是,伊斯兰教与突厥人的天赋是相背的,从塞尔柱人开始,突厥人就开始走向衰落了。在加恩看来,伊斯兰教对突厥人民族天赋的恶化有两个重要的表现形式:一是宗教在生活中日益占据众多领域;二是古代突厥人中妇女所拥有的重要地位的丧失。加恩的这些论述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所谓的“真正突厥人之精神”的问题。加恩的重要性就在于此,即他的研究向土耳其民族主义传达了这样的信息:“真正突厥人之精神”是在伊斯兰教以外,是在中亚。虽然加恩并没有系统地表述这些思想,但正是他所传达的这些信息影响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

在青年土耳其时代(1908—1918),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阶层中日益受到土耳其主义的影响,强调在帝国范围内普及土耳其语及突厥古代历史,但对境内的非土耳其语族群来说,这意味着一种的“土耳其化”,从而激起了他们的反抗。1914年,青年土耳其党人把奥斯曼帝国推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最终战败,并在战后面临被瓜分的危险。绝望的土耳其人在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中看到了一点希望。

从1919年开始,土耳其历史进入了独立运动时期。但在独立运动的大部分时期,是打着保卫苏丹—哈里发的旗号,并没有提出建立共和国的问题,也很少提及现代意义上的“土耳其民族”问题来。只是在土耳其人取得了反抗侵略的军事胜利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凯末尔及其追随者才想方设法废除了苏丹制。从而开启了抛弃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进程。建国一年之后(1924),土耳其又废除了哈里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土耳其人拥有了一个有着明确政治边界的现代国家,在这个新的国家内重新界定民族成为新的政治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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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小伙伴在吐槽
  1. 就是吹牛逼呗
    匿名2015-11-27 12:10 回复
  2. 吹牛逼呗
    匿名2015-11-27 15:55 回复
  3. 跟韩国有一拼了
    匿名2015-12-08 13:51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