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借助缅甸国内左派和对华友好力量，缓解紧张局势。8月8日，缅中友好协会发出一项呼吁书，敦促两国政府尽快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妥善解决两国之间的有关问题，以制止破坏缅中友谊的阴谋活动。缅甸国内左派报纸，如《仰光日报》、《人民报》、《新时代报》也发表社论反驳、批评中国侵略缅甸的消息和言论。
再次，提前举行中缅边民联欢会。1956年12月，中国在芒市举行“中缅边民联欢大会”。大会历时5天，双方代表共350余人，约1.5万边民参加。这次活动“名以上是两国边民联欢大会，实际上是以两国政府官员和民族上层为主的广泛直接接触的群众性的外交活动”，缅甸的总理、副总理、和众多高官前往参加。对于缅方的参会者中方的评价是：“缅方人员多数是上层，思想情况极为复杂，若干人对我抱着各种怀疑、误解和顾虑。想来试探一下，看看虚实，看看有无诚意。”“到会的缅甸克钦邦、掸邦官员、头人，初来时对我们抱着各种怀疑和顾虑甚至误解”。
会议地点芒市当时“只是边境地区的一个小镇，没有宾馆、招待所，街道房屋简陋，缺乏公共设施，根本不具备接待国宾开展大型活动的条件。”中国仓促举行边民联欢会，应该主要是处于缓和7月以后两国关系紧张的缘故，同时争取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对边境问题的支持。周恩来在联欢大会上讲话表示，为了发展两国边境人民友好合作关系，中国的“边境人民应该比缅甸的边境人民做出更大的努力。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我们应该采取更多的主动措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对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一贯信守不渝……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会后，承办联欢会的云南省总结说，“通过各种活动中的诚恳热情的接待，一般在思想上起了不少变化，反映良好。其主要官员一再强调中缅友好。”“大会对边疆干部群众及民族上层有极大的良好影响，通过大会，大家普遍受到一次和平外交政策、中缅友好的教育，进一步认识到为了建设社会主义，需要西平的国际环境，加强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周恩来的讲话以及云南省的总结似乎昭示着，中国将在边界问题上做出让步。
最后，两国领导人会晤，就边界问题进行磋商、谈判。1956年3月，中国初步决定，“可以考虑由双方军队从目前的驻地分别后撤同等的距离（例如，十公里）。然后由我们自己先进行勘察工作。”但中国驻缅使馆和云南方面均提议反对撤出“1941年线”，认为“如这样，事实上等于我方承认‘一九四一年线’，于我不利，易被缅方作为迫我承认该线合法性的借口。”
1956年8月7日，缅方面中国提出，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是双方边界谈判的基础。8月25日，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再度向周恩来提出希望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10月22日-11月8日，缅甸自由同盟主席吴努应邀访华，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在吴努访华之前，缅甸已经得到中国的承诺。10月2日，缅甸副总理吴巴瑞在每月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接受1941年作为谈判的基础。”北京会谈期间，缅甸建议双方应该接受1948年缅甸独立时边界的实际情况，中国答复“1？北段边界传统习惯线包括麦克马洪线可以被接受；2‘1941年线’有效；3、废除勐卯三角地租约；4、中国收回片马？岗房、古浪三个地方。”但是中国同时也要求三段未定边界应作为一个整体一揽子解决。最后双方发表会谈公报称，“从1956年11月底起中国军队将撤出1941年线以西地区，缅甸军队将撤出马、岗房、古浪三个地方。这项撤军工作将在1956年底前完，缅甸军队不能进入中国军队撤出的地区，“但是缅甸政府的工作人员可以进入这一地区。”1956年11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次会议同意了上述建议。联合公报发表后，11月10日吴努在仰光电台发表讲话，详细介绍了中缅边界问题，并告诉公众中国准备承认缅甸独立时两国边界的状况，除了要求将3个克钦村子归还、废除勐卯三角地租约以外。吴努还在仰光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周恩来建议鉴于目前中缅的友好关系，边界问题不应该依靠历史，而在现实基础上全面解决。”在这样的基础上双方进行了谈判，中国政府表示愿意接受和尊重目前中缅边界的现状，放弃了过去的领土诉求，只保留要求归还片马、岗房、古浪和勐卯三角地区。“周恩来已经接受了1914年麦克马洪线和佤邦境内的1941年线。”
同年12月10-12日，周恩来访问缅甸。“此次访缅是在中缅关系一度紧张之后，缅当局与我和平共处的信心曾发生动摇，经吴努访华情况有所好转，但帝国主义就片马、匈牙利问题在缅甸进行挑拨。从这次访问的时机与效果上看意义是重大的。”周恩来提出“反对别人的大国主义也警惕自己的大国主义的主张，进一步减少了对方对我之疑虑，增进了对方对我的信任。”通过会谈，“使对方摸到了我对边境文化的诚挚态度”，减轻了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争取了吴努和吴巴瑞两派对华友好。
四、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
1956年中缅关系“由阴转晴”，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在边界问题上态度的变化。中国放弃此前对中缅未定边界中的领土诉求，除了引起中国驻缅使馆、云南的反对以外，在军方和中缅边界地区均遇到了相当的阻碍。例如，在佤邦未定界地区，当地少数民族上层在得知他们统治的大部分地区划给缅甸的情况下，要求脱离中缅自行独立，“干部、战士在该地区进行了几年的工作，与当地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加之过去一段时期片面宣传‘佤山是中国领土’、‘佤山不可分割’、‘不能领土换和平’等等，一旦把‘一九四一年线’以西划给缅甸，大家会感到思想转不过弯来，更不好对群众做工作。
围绕如何对基层干部和群众解释撤至“1941”年线以东的问题，众啄同音指示云南省委在开展未定界地区的工作时，“不要强调国民党政府签订1941年协定是卖国行为，也不要称1941年协定是卖国协定。否则，不仅不能解释清楚，反而使群众思想更加混乱”。对“1941年线”两侧的头人和民众要进行说服和劝导。1956年周恩来访缅时告诉缅甸总理吴巴瑞，中国所面临的困难是“（1）要对中国人民解释；（2）要说服西藏达赖喇嘛等对麦克马洪线的接受；（3）国民党会骂我们卖国；”1957年3月13日，周恩来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时提到，“关于中缅边界问题，有我们提出的建议和联合公报，我们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委员会有一些意见。因此，不可能在吴努逗留昆明期间签订协定。中国将坚持按过去建议和公报的原则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但是需要进行说服和解释工作。”
因此，1957年，中共努力向国内各方解释作出让步的原因、必要性，以消除不同意见，统一思想。1957年3月，周恩来先后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在昆明召集的云南省各界和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上做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主要针对一些人认为中央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方针“吃亏太大”的问题，从解决该问题的目的、国际意义方面，进行了说服工作，“进一步统一了全国各方面在中缅边界问题上的看法。”1957年7月9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做《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再次介绍了中国所提三项建议的内容和处理中缅边界问题中所遵循的基本政策，大会同意政府继续根据解决原则性建议同缅甸进行具体协商。
1958年，由于缅甸国内政局动荡，一时无暇顾及中缅边界问题。但奈温军人当政后，继续推动边界问题的解决，双方最后在1960年签订了边界条约，解决了中缅边界问题。1960年至1961年初，围绕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双方借此进行了一些重要访问和庆祝活动，将两国关系的发展推向了一个高峰。“边界协定和友好条约签订后，缅甸政府在两国接壤地区组织规模颇大的群众集会进行宣传活动，举行庆祝的有班坎、葡萄、雷基、八莫、密支那等地，人数从3000到30000不等。缅甸边防部队也有类似庆祝活动，并邀请中国方面参加。”为了回应缅方的庆祝活动，中国方面“在芒市、瑞丽、章凤、南伞四地，以芒市为重点，先后举行了千余人到两万人规模不等的群众集会，并邀请了缅甸相应地区的军政人员来参加。”无疑，这些庆祝活动反映两国的友好，但中国也知道缅方率先主动在边界地区搞的庆祝活动，目的在于“利用中缅边界协定提高县政府的声望，特别是奈温总理的个人声望；借大会之机再次强调缅甸联邦统一，少数民族邦区不能脱离联邦”。
五、中缅边界问题解决的原因和影响
中缅边界问题得以解决固然是双方努力的结果，但主要是中国作出了实质性的让步，即周恩来所说的“委曲求全”，放弃了1956年之前的强硬政策和领土诉求。在这种转变的背后，中国力图“首先是争取世界形势的和缓；第二是要与亚非国家真正和平共处，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包围打开一个缺口；第三是预防大国主义情绪。”爷爷学者将其概括为：“第一，中国边界的安全；第二，在周边国家中保持亚洲大国的历史形象；第三，在亚洲保持和平共处原则捍卫者的形象。”
具体来说，中国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动因又和以下因素有关。
中共的世界观、国际观：1954年中共对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以反制美国的封锁和包围，尽可能地联合一切希望保持和平的国家，为国内经济建设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的这一政策目标是尽力在对自身实力的清醒认识和对世界形势客观的判断基础之上的。50年代，中共总体上还是认为“世界局势正在趋向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使显得可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的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除了必须团结国内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以外，还必须团结国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努力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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