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代表不纳税”
美国人要捍卫的是从殖民伊始便享有的几乎完整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英国规定的唯一限制就是其立法需有利于英国，且不与英国法律相违背。
北美十三个殖民地都是独立形成、独立运作的，制度大同小异。政府包括总督和议会两部分，总督由皇家选派，议会一般分为上下两院，虽名称不同。上院议员的任命权有的在皇家、总督、下院或公司，也有的由民选产生，而下院议员则全部由民选产生。下院最享实权，掌控财政——包括征税权、公共开支，还有总督大人的薪俸。殖民早期，议会民选常常是招徕移民定居的手段，故其权力越来越大。由于总督的任命往往定于出身和关系，素质不高，任期也短，经济还受制于议会，向来很难控制议会。有的总督被任命后甚至一直留在英国遥控，懒得跨越那三千英里的大西洋。
相比之下，殖民地却在自治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精英阶层。他们自主意识强，善于管理政府、组织民众，颇具号召力，故不服从总督的反叛时有发生。由于殖民地能够达到每年四十先令选民财产要求的人数远多于英国，选民数量自然就多，英国成年男性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二的人拥有选举权，而殖民地则高达十分之七，形成了可观的政治力量。
英国被称为“商人的国家”，其国家政策是以利益得失为导向的，对殖民地也不例外。他们的重商主义依靠对外贸易的顺差来强国，北美的意义在于为英国提供原料和工业品市场。通过《航海条例》和海关执行，他们垄断了殖民地的对外贸易，获取巨额关税。在其他方面，他们则放手让殖民地自治，从而节省设置机构与军队的开支。英国如此这般“有意的疏忽”，殖民地很是领情。双方各得其所，一个半世纪来可以说彼此默契，相安无事。
事端起于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为弥补战争造成的财政亏欠，英国议会把目光转向殖民地。1764年颁布《美洲岁入法案》，俗称糖税法，加强打击走私。这是议会第一次对殖民地使用税收法案的形式，引起殖民地轩然大波，被指为实质性征税。1765年又颁布《印花税法》，规定一切印刷材料都要购买印花税票，还出台了一系列应急措施保证其执行。殖民地抵制愈加激烈，不仅印花一张没售出，还激起了自由之子的暴力反抗，引发了普遍的抵制英货运动，第二年议会不得不取消该法，但同时申明对殖民地拥有全面主权。
政府征个税为什么会激起民变？难道殖民地人民交不起这点税吗？这倒未必，他们抗议的是征税原则的改变：原先只征贸易关税，亦称间接税，而印花税是指向个人的直接税。也就是说，未经殖民地同意，议会擅自开征了新税，这既否定了殖民地的征税权，也违背了英国宪法中关于向臣民征税必先获得同意这一规定，英国议会与殖民地议会间一贯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了。
中国明末有“迎闯王，不纳粮”之说，而美国革命中最响亮的口号就是“无代表，不纳税”。二者听来相似，却有着本质区别。前者的重点在“不纳粮”，只要迎来闯王这个好皇帝，就迎来皇恩浩荡，可以不纳粮了，这是典型的人治思想。但闯王来了真的就不纳粮吗？农业社会中不纳粮的政权又如何维持？再说，即便闯王来了不纳粮，他走了又该怎么办？再来一次造反，再迎一个闯王？
相反，“无代表，不纳税”的重点在“无代表”，强调的是参与权与自主权，若没有上百年自治的训练，是决提不出这一口号的。美国人要求的是由人民选举代表来参与立法的法治，他们知道征税是必须的，殖民地政府也征税，他们服从是因为这个政府由自己选举产生，代表了他们的意志。
可是，殖民地在英国议会中并无代表，所以在他们看来，议会无权向殖民地直接征税，而且一向也是这么做的。现在，议会突然破坏这一祖制，开始向殖民地征税，无异于单方面撕毁协议，破坏体制，实属不可容忍。
议会的解释是：英国实行“实质性代表”（virtual representation），即议会代表全体英国人，每个议员实质上都代表了全体选民，包括英国和殖民地人民。他们觉得本土英国人能接受这种“实质性代表”，为什么殖民地人民就不能？但是他们忘了，殖民地的国情已经大不同于英国，它是一个更加多元化自由化的社会，人民享有的政治权利远超过当时的英国人。他们早已习惯直接选举议员，断然拒绝这种抽象的假代表或被代表。只要想想袁世凯称帝所引起的举国抗议，就不难理解美国人的骚乱。生活在王权下几千年的中国人，进入民国不过短短几年，就已经不能再接受帝制，那么自治了一个半世纪的美国人又岂能甘愿放弃？这实际上已是英美两种体制之争了。
自由与奴役
然而，征税又是如何与自由扯上关系的？这就牵涉到英国人的财产观念。
光荣革命后，洛克发表《政府论》，阐明了将近一个世纪后《独立宣言》的全部原则。依照他的说法，人在自然状态下本是自由平等的，人利用自然界的东西生活，通过劳动使之产生价值，并对其拥有财产权。财产是保护生命的必要手段，也是人的自然权利。但是在自然状态下，由于人的行为不受限制，大家都缺乏安全感，于是同意建立政府，各自放弃某些自然权利（如惩处他人之权），将其交给政府，以换取保护。
由此，政府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人民财产，而非占有之。纳税属于“财产让渡”行为，是个人将财产交付政府使用，若非出于自愿，即为侵犯。所以征税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关乎自由与奴役的重大政治问题。根据政府建立时的契约，人民有权防止和摆脱暴政。早在大宪章里，英国人就明确规定征税要得到王国一致同意。严格地讲，“税”在英国法律中是臣民的输捐，而非君主的课取。国王有自己的王室收入，议会也可以给他捐款，但他无权征税。北美殖民地因袭此例，钱袋子牢牢控制在民选议会手中。
有人说，美国人要求独立不过是出于经济利益，似乎自由只是个借口而已。但即便是出于经济考虑，难道经济利益与政治自由无关吗？一个经济不独立的人处处仰人鼻息，又谈何政治自由？物资的生产与分配本是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公共问题，政治权力的划分同时意味着经济权力的划分，公民的财产权更是与政治权密不可分。
任何暴政都离不开经济基础，大权独揽，拥有天下资源，方能为所欲为，暴君无不清楚这一点。若暴君不能横征暴敛，如何豢养军队打手，祸害民众？他们手中的资源越少，为害的能力也就越小。依此推理，公民保护私有财产，不使其充实暴君的金库，就是在保护自己免遭侵犯。纳税人唯有对政府财政明明白白，才能监督政府作为。倘若糊里糊涂征多少就给多少，不去过问政府如何使用，就不只是在放纵官员贪腐，更是在养肥一个政府，让它有更多财力来压迫自己。日后梭罗反对美国政府侵略墨西哥和维护奴隶制，提倡公民的不服从，他的具体行动就是拒绝交税。他认为，税收是美国政府与公民间最基本的关系，岂能听之任之？
殖民地人民对此心知肚明，从清教徒维护宗教自主权开始，这一捍卫自由、抗议奴役的传统从没中断过。不独是征税，在他们眼里，任何危及他们自由的管束都是企图奴役他们的阴谋，必须高举自由之旗抗拒之。1735年，汉密尔顿为出版自由辩护，声称剥夺人民批评政府的权利就是在帮助恺撒打造奴役的锁链，呼吁大家说真话来揭露专制。1761年，奥蒂斯抗议搜查令践踏人民自由，称其为“制造奴役的文件”，是对英国的自由和法律根本原则的破坏。1775年，帕特里克·亨利高呼：“不自由，毋宁死！”他问道：“难道生命如此宝贵，和平如此甜蜜，值得用锁链和奴役来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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