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殖民地人民一贯坚持的追求，相比之下，“独立”不过是抗争到了最后十年才提出的诉求。自由高于独立，因为自由是目的，独立是手段。“自由”决非美国人一时性起的要求或托词，他们是浸润在这种文化里长大的，在这方面没有党派区别。一个没有享受过自由的人民怎知奴役为何物？

约翰·亚当斯总结到，对权力的欲望源自人性，大人物的大权独揽与平民的追求自由在本质上是一回事。掌握自己命运的愿望根植于人性之中，不分身份地位。随着心智的成熟，每个人迟早会要求更多的自主和自由，这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平民匍匐于少数大人物脚下的日子终将一去不复返。潘恩说得好，北美的国王是在天上统治着，在人间，法律就是国王。

《独立宣言》发表时，类似的辞令在殖民地已经重复过无数遍。杰斐逊起草宣言时并没有参考书，他写的都是当时的普遍共识和情绪。殖民地一个半世纪自治的积淀，足以形成不同于英国的新传统、新社会，它一旦形成，再改变就不那么容易了。

美洲的英国人

其实在自由、自治等观念上，美国人和英国人并无二致。在抗争早期，美国人一直宣称自己维护的是作为英国人的权利，他们在陈情表中一方面表示对国王和议会的服从，同时声称那些法案违背了英国人固有的权利和自由。

在英国，国王与贵族最早是封主与封臣的关系，国王将土地封给贵族，以换取贵族的效忠与服务，双方各有约定俗成的权利与义务。若一方违约，等于解除契约。当初孔孟论述君臣关系时，也往往有君如何则臣如何的说法，也是双向的。但自秦统一后，中国就形成了积重难返的皇权独大，再无如议会这样固定而合法的制约帝王的力量存在。天子能将皇权发挥到何等地步，取决于他本人的能耐。科举取士虽然打破了僵固的社会等级，但是荣华富贵皆需仰仗帝王的官僚们，终究只能是帝王的臣仆，岂能成为真正制约帝王的力量？

英国则不然，君臣的双向契约关系一直保持着，每当国王试图违约，危及贵族利益时，便遭到贵族的联合反抗。其中有王位继承和宗教等因素，但最重要的莫过于征税权了。哪个国王会心甘情愿地走进笼子呢？他只能是一步步被逼进去的。国王与议会间反反复复斗了几百年，历经1215年的《大宪章》、1640年代的清教革命、1688年的光荣革命等重大拐点，终于尘埃落定——王在法下、权在议会。议会的权力是历史赋予的，只有议会才能合法开征税务，由此也才有了英国人自诩的“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因为他们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利，懂得运用法律的武器步步为营，硬是把国王逼进了笼子。

殖民地的抗议精神既与英国传统一脉相承，就不难理解他们在英国议会中获得的理解了。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埃德蒙·柏克，在英国的最高庙堂，他为叛逆者仗义执言，赞许他们“血管中流淌着自由之血”，是“一个蒸蒸日上的民族，有如此的生气、如此的精神”。他怒斥英议会“低智”、“顽梗”，政策朝令夕变。他说，镇压美洲不仅践踏了美洲的自由权，也践踏了英国的自由原则和英国宪法，而“天底下最不适合于劝英国人做奴隶的，正是英国人自己”。1766印花税法被撤销，对殖民地的理解至少也是原因之一。如果内阁能将这一立场坚持下去，双方还是有可能和平相处下去的。

问题出在英国的出尔反尔，当时乔治三世正和议会勾心斗角，致使政策颠颠倒倒。印花税事件过后，殖民地已经恢复平静，英国却心有不甘，第二年又推出《汤申法案》，加征多种进口税，殖民地反抗再次呈现燎原之势。1770年议会不得已又撤销各种新税，却可笑地保留了每磅茶叶三便士这象征性税收。

柏克嘲讽道：“一个环绕四海的商业帝国，就这样被撼动于财政家不挂齿的三便士，哲学家不屑意的俗物如‘茶’了。”但议会多数认为，如果继续容忍殖民地的不服从，等于在鼓励他们得寸进尺。1773年，议会又向他们倾销东印度公司堆积之茶。作为回报，波士顿人干脆将三百箱茶叶投入大海。诺斯内阁震怒，进而颁布《强制法案》——封锁港口，派出军队，改变政体，欲以高压和暴力迫使殖民地屈服，美国人称之为“不可容忍法”，随即召开第一次大陆会议。从1763年开始，整整折腾了十多年，愚顽的议会终于走到这没有回头的一步。

处于风暴中心的马萨诸塞议会被解散，但这难不倒当地人民，他们自行组成新议会，照样行事。柏克称其为“闻所未闻的状态”——“一个大省，没有总督，没有公民会议，没有法官，没有行政官员，历经十二个月之久，居然活到了现在，活得尚称健康、有生气。”美国民众的自治能力可见一斑。议会的一意孤行彻底摧毁了他们对英国的信任，断绝了对英国的依附之心。而这种结果显然也违背英国一贯的利益考量，柏克评论道：“舍财政的康庄大道不走，放弃自己最牢固的税源、最珍贵的利益、目的，只是为了羞辱美洲。”他建议：“作为取得岁入的方法，他们自愿的‘输将’是有益的，议会的课税是徒劳的。”事态发展后，他主张放弃一切课税权，让美洲自由。

民众的信任是一切政府的关键。民众可以被武力征服，但民心不能被武力征服。政府高高在上，以暴力镇压等不正当手段来对待人民，还妄想得到人民信任，是万万不可能的。信任一旦消失，民众离心离德，关系破裂便势在必行。美国人对专制有高度警觉，这样的愚弄，他们受一次就足够了，如宣言所言，一个暴君怎么有资格来统治一个自由的人民？

好在英国人毕竟是讲究实际的，开发殖民地是为了牟利，如果能在贸易中获取同样的利益，又何必耗费巨资，靠军队来维持殖民地呢？在算清楚这笔账后，这个当时的世界头号强国没有顽抗到底，而是适可而止地结束了战争，接受了美国独立的现实。

美国革命是保守的，为的是维护原状，而非改变现状，但其中还是包含着制度之争。在美洲的自由土地上，新的文明如同瓜熟蒂落，从旧的英国体制中脱颖而出，君主制对他们不再适合。他们宣告独立，却没有另立新君，也没人想当君主，而是选择了共和政体。在他们的新宪法下，各州享有自治权，唯有共和制不容篡改，也不允许在美国颁发任何贵族爵位。据说乔治三世听到华盛顿拒绝称帝时，不得不承认：“如果他这样做，就是世上最伟大的人。”时势造英雄，正是美国的政治传统，才哺育出不恋权的华盛顿，也避免了出现类似华盛顿家族、杰斐逊家族这样的豪门世家。

美国的独立也许是必然的，如潘恩所说，一片大陆不能永远被一个岛屿所统治。但如果不是英国拒绝理解，一错再错，殖民地不可能在短短十年中完成蜕变。这验证了柏克的预言：“坚持我的名分，将输掉我的官司。”值得注意的是，此后英美间虽延续了一段敌意，但仍然有无形的纽带连结着这两个国家，使他们在后来的国际纠纷中保持亲密盟友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价值观一致的巨大力量。

文/钱满素 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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