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知识分子为救亡转向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早期民族国家的发展，是从17、18世纪以后开始的，并没有真正的出现一系列非常激烈的社会运动，这是因为它们国与国之间，包括社会内部的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分化没有达到严重的冲突、破裂程度。中国人救亡接触西方思想时，碰到的是三种思潮：一种思潮是康有为、梁启超早期进行改革时的那种思潮，即西方的宪政民主理论，中国人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进行了百日维新，后来又有了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的产生。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又传来另外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对中国人突破或者说排斥自由主义思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民族主义思潮。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在19世纪下半期的南欧、东欧国家发生了爆炸性的成长，这种成长直接引发了欧洲内部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战争。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思想观念，特别是单一民族主义的思想观念，对日本、中国等亚洲落后民族，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冲击。
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救国的时候，要考虑的究竟是从个人开始，还是从国家、民族开始。究竟是要争个人的自由还是民族的自由、国家的自由？所有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情况下都很难理直气壮的提出“我们首先要争个人的自由”，因为国家面临的危机更大、更严重。除了民族主义以外，另一种很重要的思想潮流在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发酵并且汹涌澎湃起来。这种思想潮流，直接影响到日本和中国，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潮流。
梁启超还在翻译介绍西方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时候，他同时就在介绍社会主义思想。他在《新民丛报》发出这样的声音“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他的意思是19世纪是资本主义的世纪，是民主主义的世纪，但是从今天看来20世纪肯定会变成社会主义的世纪。他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那套东西都会慢慢过去的。
中国早期的思想家，从梁启超、康有为到孙中山，他们的救亡思想中都含有社会主义思想。尽管康有为并没有完全接受所谓的社会主义观念，但他接受的是更乌托邦的共产主义的观念，他的《大同书》讲的是未来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的终级理想。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人能够回避这样一个世界发展的大潮流。
社会主义在当年只是一种理想和思潮，没有任何一个实践的结果。但到了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的完成后，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整个欧洲爆发了一系列社会革命，更加沉重的冲击了中国的思想界。
李大钊等很多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开始出现了“社会革命”的概念。实际上所有人都相信，俄国革命所带来的思想与制度，正在改变整个欧洲，将来也会改变整个亚洲，毫无疑问，中国也没有办法避免这样一种冲击。所以对于救亡压倒启蒙，如果正确的说，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压倒了启蒙运动。从1919年到1922年全国的刊物和报纸，我们做过统计，有200多种刊物都刊登过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都介绍过有关社会主义的各种知识。有关社会主义的话题在1919年以后，基本上成为与社会舆论的主流。当时的《东方杂志》《北京晨报》《时事新报》等在全国发行范围很广的报纸，它们都有专门的副刊来讨论这些问题，甚至还有一些在地方上比较有名的报纸、杂志，公开的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取向。
从1919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整个思想界基本上已经被社会主义的思想宣传淹没。俄国革命让中国人看到了一个最典型的劳兵政权，“劳”指工业劳动者，“兵”指士兵。这是俄国革命所创造的政权，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由平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俄国共产党是主张暴力革命的，同时它又是主张阶级专政的。当时世界上最有名的俄国无政府主义领袖克鲁泡特金公开站在了列宁这一边，号召无政府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合作。尽管这个合作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这种号召在中国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到了1917年2月份，无政府主义者办的的《劳动月刊》开始公开鼓吹俄国革命是成功的，而且公开主张要向俄国人学习。1918年5月无政府主义者在《民国日报》上整版发表文章肯定俄国革命。当然他们强调的俄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跟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主张是一致的，他们认为俄国革命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所以十月革命以后，随着俄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俄国革命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大。
随着俄国革命的声音越来越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和改良的社会主义形成了激烈的冲突。梁启超在当时虽然是赞同社会主义的，但他认为中国还没到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应该先发展工业，等国家富强了、资本强大了再去搞国家的社会主义。梁启超一派与以陈独秀一派发生了冲突，双方之间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胡适坚持走温和的改良道路，他与激进的李大钊等人发生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其实五四时期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哪怕是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原来的思想主张同样是改良和自由民主，他们并不赞成所谓专制，更不主张使用暴力。陈独秀的思想转变是非常突然的。如果按时间顺序看陈独秀的文章，会发现陈独秀在1920年5月份的文章中还主张要改良和反对阶级斗争，并主张资本家和工人要团结、要消除隔阂。毫无疑问，这种思想不是阶级斗争思想，这种思想并不符合俄国的共产主义，也不符合他后来成立的共产党的思想。但几个月后，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就完全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强调要搞无产阶级专政，并批判所有反对阶级斗争的声音。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当时，一位叫维金斯基的俄国共产党代表在1920年4月来到了中国，陈独秀和他密切接触了一段时间，在这之后，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主张要学习俄国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这期间，毛泽东在1919年主办了《湘江评论》。《湘江评论》的发刊词旗帜鲜明的主张要用胡适的渐进、和平的方法，坚决反对流血革命、反对扔炸弹。当时的毛泽东主张要搞无血革命、搞面包革命、呼声革命。他认为温和派的主张是对的，用强制的方法要求别人改造思想是不可能的，应该用教育的方法慢慢的去影响他们。毛泽东等人在1918年成立了新民学会，其学会名字就来自梁启超的《新民说》，它认为中国人要从自我改造开始，要让每个国民都变成新民。
从五四运动一直到1920年11月底，毛泽东都是改良主义派，也可以说他是自由主义者。但是1920年，毛泽东的改良尝试受到了大挫折。毛泽东当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替湖南的师生到北京去申诉，要求驱逐湖南当时的都督张敬尧，“驱张运动”成功了，张敬尧被赶走了，但后来派来的另一个都督也没有能够解决湖南的问题；此外，当时的毛泽东在推动湖南自治运动，即“联省自治运动”的一部分，它并不是要把这个国家完全瓦解掉，但是主张不要大中国，单独搞小国家。毛泽东专门发表文章提出中国应该变成27个共和国，湖南应该独立。当时毛泽东就主张湖南应该学瑞士，要把湖南变成中国的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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