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1920年11月份，毛泽东写给蔡和森的信中就可看出，他的态度开始转变了。他开始怀疑和平改良的方法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他开始认为靠规劝和教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1920年的12月1号，毛泽东在一封长信中彻底讲清楚了自己思想的转变，他表明要用教育的方法改造这个国家至少要花一百年的时间。他说“俄国革命不是有更好的筏子不踩，单要踩这个恐怖的筏子”。毛泽东一直认为俄国革命的暴力专制是恐怖的，压制人性的。他说之所以要采取这样一个方法，实在是诸路都走不通了的情况下，所以他只能下决心接受俄国的那条路。
毛泽东在1920年底开始转向共产主义，1921年以后，他成为湖南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从这样的转变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和陈独秀的思想不是一开始就很激进的，他们原来也是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的。救国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讲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这个时候提供给中国的救国方法那么多，究竟哪种主义最合适？所以性格最激烈的那些人，他们选择的是俄国革命的那种最激进的方法。
知识分子的思想理念在现实面前妥协
另外，一部分留日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也非常明显。留日知识分子以20年代的《孤军》杂志主办人为代表，最初拼命地批评革命党，他们认为用暴力去剥夺别人自由的做法是不对的。虽然他们不满意北洋政府，但是他们还是希望能够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问题，通过走法治的道路最终实现中国的变革。他们的转变发生在1923年到1925年。1925年以后，他们开始放弃之前的主张，甚至亲自跑到南方去加入国民党。
另外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一批留英美的知识分子，即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中国高层知识分子办了一系列独立杂志。这批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典型的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1932年以后转向了所谓的专制，主张中国应该搞开明专制，他们的观点转变的和梁启超基本上一样。只不过梁启超当年寄希望于满清的末代皇帝，他们寄希望于当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
在1930年，国民党内部混战最厉害的时候，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这种情况下，对国家抱有强烈感情的知识分子，开始非常痛苦的寻找一个铁腕人物，开始接受他们在理智上不愿意接受的新式独裁。他们希望有蒋介石这样的人物出来，可以把国家拧成一股绳，哪怕是对国家进行一段时间的独裁，只要能起到抵抗日本的作用就好。国家四分五裂只能让日本野心得逞。
所以实际上任何一种观念与理想，在碰到现实情况都会发生激烈冲突。我们很难做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理性选择，很难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在讲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特别强调历史背景。
胡适：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
在当时那样一个时代，有一个和今天形成鲜明对比的现象。在民国年间，出去留洋的知识分子几乎都会回国。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在当年各个国家还受到西方单一民族主义倾向影响的时候，作为一个黄种人在发达国家生活是非常困难的。梁实秋、闻一多都在留洋海外时受到了各种歧视。因而当时留洋海外的知识分子爱国热情是空前高涨的，一旦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情，国外的学生马上会回国参加革命。当时蒋介石在日本读军校，本来读完预备役就可以进入士官学校，但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毅然放弃了学业，回到中国参加革命。1949年以后，在欧洲、日本的留学生绝大多数也都回国了。实际上在战后，外国人对华人的歧视已经没有那么强了，但大多数留学生的想法还是要回国来建设国家。从方志敏《可爱的中国》中可以看出，很多知识分子当年对国家有一种期待，他们不是不知道国家战乱并且穷困，但在当时特别是抗日战争的背景下，还是有很多人往回走，想要帮助国家。傅斯年当年在中研院已经有很高的地位了，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日本人讲出各种各样侵占东北的理由，但是当时中国没有一本能真正讲清东北历史的书。为了跟日本辩论，中研院专门组织了一批人写东北史纲。傅斯年在讲他为什么要写这本史纲的时候说，他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帮国家做事情，要证明东北不是满洲殖民，希望能够把日本人的歪理驳倒。
傅斯年是学历史的，他应该是讲究实证的，但是当国家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不能够完全按照实证思路去做研究，他要做即时的、政治性的研究。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傅斯年反对任何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抗日战争后，一些撤到昆明的在西方学习社会学、人类学的学者开始要进行少数民族的研究，傅斯年听说后马上站出来反对。实际上他在华北事变以后，就开始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没有什么少数民族这样的观点。当时顾颉刚在负责一个叫《边疆》的副刊，傅斯年就委婉的批评顾颉刚，认为“边疆”两个字不该提，这些概念应该尽量的避免，不要被帝国主义，特别是被日本人抓住把柄。
所以从中可以看出，当政治上的这样一种冲击直接威胁到国家利益、民族的利益的时候，很多知识分子宁愿放弃自己的专业本能来国家服务。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知识分子有很多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倾向性，哪怕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他们内部的观念都是有差异的。同样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面对1949年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今天人们把胡适称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人物代表，是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但其实胡适的一生都在摇摆，他一直都相信需要依靠一股政治力量来达到实现自由主义中国的目的。他从1919年就在考察和寻找帮助中国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对社会主义曾经抱有好感，甚至他在1926年去了一趟苏联以后，认为苏联的方法尽管太专制，但中国能够通过苏联的方法实现工业化；一年以后他到了美国，接触到了一些书和一些人，又认为美国的道路好，不会对一部分人造成压迫，不会损害自由。但是到了1931年，胡适慢慢跟蒋介石接近了，他不断写文章称赞蒋介石是人才，能够听取意见。最后在1949年，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蒋介石。
另外，刚刚提到留洋的知识分子千方百计要回国，到底是为了什么。在这里我要举化学家傅鹰的例子。傅鹰是留美的学生，他与太太本来在美国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1949年以后他毅然决定回到祖国。他曾经说：“我对人民政府最满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军过江的时候，把英国军舰打了个稀巴烂，而且打了之后不向英国道歉，反而将英国痛痛快快的责备了一顿，出了我几十年来压在心头的一点怨气”。所以可以看出，很多知识分子在民族、国家这些问题上，会抱着非常复杂的心态。当某个政党为国家、为民族争得一些荣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放下他们的立场。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放弃了原则，放弃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独立的立场，完全就是被洗了脑。但实际上可以在傅鹰的发言中找到原因。
傅鹰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很直率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有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的？我和党是同奔一个门的，事实证明党认路比我认的好，我自然跟他走”。他的另一句话也反应了知识分子政治选择问题的核心“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一生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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