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50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最大的感受就是第一，满清和国民党那么多年始终是把中国搞得乱七八糟，但是共产党居然把它统一了；第二，中国从来没有在世界上扬眉吐气过，从来都是被列强欺负，但共产党执政以后，中国的腰杆挺直了。简单归纳一下以傅鹰为代表的建国以后的知识分子，有几个非常明显的因素对他们的思想转变起了关键作用。第一是共产党统一了中国和中国的强硬外交带来的民族地位提升，促发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第二个是共产党的社会改造与经济建设在建国初期突飞猛进，带来了很强的振奋感；第三是共产党的阶级宣传和思想灌输给知识分子带来很强的身份原罪感，这个在思想改造中和土地改革中都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造过程中，发现最后自己什么作用都没有起到，所有的事情都是共产党领导工人和农民干的，所以知识分子觉得他们要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要跟上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第四是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马上开展爱国主义运动和思想教育运动，大量的爱国主义宣传强化了传统道德感。
任何主义都跳不出民族国家的集体主义
提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困惑，其实是自人类有文字以来所有知识人共同的困惑。特别是欧洲知识界各种各样的自由观念、人权观念、人性观念，其实很早就形成了，所有这些东西并没有真正的促进整个社会向尊重人权、尊重自由、尊重平等的方向发展，社会发展还是另一个样子。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哪怕从古希腊开始，任何形式的对国家、对民族、对城邦的改造，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建立在人和人之间平等、自由基础上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其实是专制的，并不是像马克思后来设想的那种完全自由的世界。这个专制国家强调的还是部分要服从集体的观念。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包括古希腊的很多思想家，其实都是我们今天讲的整体主义者。
我们可以把当年的思想主张分成三阶段，一是古代的整体主义，即完全是由一个整体来控制，个人没有任何权利和地位；二是到了近代以后出现了所谓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是在承认集体内部的人员的平等权利的情况下，要求一种集体的控制，这和整体主义不完全一样；三是个人主义。在古代社会的生产力条件下，个人离开集体是生存不了的，集体离开一个整体也很难生存，所以这种情况下，整体主义的流行是任何知识分子都回避不了的一个趋势。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和那些乌托邦式的理想著作，他们都生活在一个最基本的农业社会，他们的统治方式也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统治方式，即使是有民主，也不可能超过古希腊那种城邦民主，实际还是一种半整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有人都要服从那个集体，每个人不能有个人的充分自由。
梁漱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世纪马克思的思想仍然有历史局限，马克思是主张要实现人类的全面自由，但是实现全面自由的方法却是强力的。他认为必须通过暴力的方式，通过争夺一部分人的财产来实现所谓的消灭私有制。只有消灭私有制以后，才能在强制下实现按劳分配，等社会财富充分发达后才能实现所谓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但实际上我们今天走过了一百多年，会发现不要说共产主义不可能，就是达到社会主义其实也非常难，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国家能成功实现。
对这个过程稍微作总结，整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哪怕是离开了古代的整体主义的思想观念，进入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情况下，它还是集体主义，我把它叫做“集体个人主义”。一方面是存在个人主义的，但另一方面其实还有很强烈的集体主义在里面。换句话说，它的个人主义是包含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的，所有个人都要服从这个民族国家，要对这个民族国家尽义务，要服从这个民族国家的一切。同时这个民族国家要和其它民族国家划一条鸿沟。换句话说，它不是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只是国家内部的平等关系。
所以民族国家还是在起着绝对的支配作用，任何主义都跳不出民族国家这样一个集体主义。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讲，我们没有办法回避民族国家存在的客观现实。民族和国家的存在不过就是二三百年，人类的历史发展其实往往是以千年计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在短期内看到民族国家消亡。但是，我相信人类社会的历史前进是渐进的，不管历史会在今天发生怎样的一种扭曲、波折甚至倒退，人类历史从长远来看仍然是进步的。另外，不同社会的发展其实是有阶段的，处在每一个阶段的人都有局限性，不可能要求落后国家的人民能够有先进或发达国家社会人民的思想观念。
另外在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中，我个人还是相信物质与科学技术的作用。虽然科学技术本身的进步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不管怎么样，我相信这样一个发展的进程人类是没有办法抗拒的。同时我相信人类社会的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个进步性不是围绕一个民族的强大或者弱小，而是围绕着对人权、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已经不再单纯的把人的生命作为重要的保护对象，很多人已经开始关心动物和植物。人类开始对世界上的一切生命产生一种敬畏感，这实际上反映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可以确定的是，知识分子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推进作用，我认为应该在人性、人道、人权这些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坚持既有的普世价值观。胡适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杨奎松
本文由杨奎松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的主题演讲整理而成
杨奎松（1953年10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1982年1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获学士学位。1982年1月至1987年2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任编辑，1987年2月至1990年1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任教。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史，主攻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及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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