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过度金融化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这就是美国经济长期以来逐渐累积的“过度金融化”。金融化不仅仅发生在金融行业，而是扩散到了整个社会。例如，杰拉尔德•戴维斯就认为，过度金融化使得美国变成了一个“证券社会”，“即投资风格成为理解一个个体社会位置的主要方式。个性和天赋成为‘人力资本’，家庭、家族与社区成为‘社会资本’，金融投资的指导原则也以类似的逻辑扩散到远超出其本源意义的范围”。
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大致有三个层次的含义。在宏观层面上，金融化主要指的是整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即金融业与相关行业在整个国家经济的贡献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一意义上，格蕾塔•克里普纳认为：“金融化指的是一种积累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利润主要是通过金融行业创造的，而不是贸易和商品制造。”根据克里普纳提供的数据，与制造业和服务业相比，美国金融业所创造的利润比重从1950年的10%左右上升到2001年的46%左右，而制造业的利润比重由1950年的超过 50%下降到2001年的10%，出现了财富贡献的大逆转。
在中观层面上，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意味着银行系统的转变。首先，大量新兴的投资银行取代了传统的商业银行。其次是公司治理的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机构投资者和共同基金开始在证券投资领域里占据主导地位，新的投资行为对公司治理的模式提出了挑战。最后是对国家的制度和具体政策的影响。国家需要吸引更多类型的投资，既包括国外直接投资，也要吸引股票和证券投资，因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许多金融化程度较高的国家都开始削减针对大企业和高收人群体的税收，以使它们有更多的资金用以进行投资活动。
微观层面的金融化可能更为关键。过度金融化对公民和个体的心理及行为造成了严重影响。金融业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进一步拉大了美国的经济不平等，金融寡头和富人从中获得巨大利益。受其影响，金融业的过度发展在美国也形成了“全民投资”的文化，各种针对中产阶级下层的投资俱乐部开始兴起。金融化除了对个体的经济行为产生巨大影响之外，还影响了学生对于专业的选择偏好，越来越多的高素质人才与国外留学生开始大规模涌向与金融相关的专业，希望在其中获得一份高收入的职位，因此戴维斯把这样一个被金融投资全面渗透和浸润的社会称为“投资人社会”。
(三)金融寡头论
在另外一些学者看来，金融业的放松管制并不是偶然的，其背后的秘密在于美国金融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寡头集团。拉格赫拉姆•拉金和路易吉•金格利斯分析了历史上不同国家历次金融业的兴衰历程，发现金融业的每一次兴盛，其原因都在于利益集团和现任领导人对金融业的支持。吉尔•亨德里克森也认为，美国金融监管的变化，源于利益集团在背后的推动作用。西蒙•约翰逊则更明确地指出：“毫无疑问，美国是独特的。因为我们不仅仅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军事和技术，我们还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寡头。”这里所说的寡头是指由金融业巨头和具有政策影响力的政客所组成的非正式的圈子或网络，这种政治和经济的结合也被形象地称为“华尔街一华盛顿走廊”。在很多情况下，政治与经济的这种结合依靠的是私人交往和互惠，美国也不例外。这集中体现在华尔街的金融巨头和华盛顿的政客在过去的几十年来频繁地相互任职。比如，克林顿第一任政府的财政部长是罗伯特•鲁宾，而鲁宾在此之前是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董事会主席之一，卸任之后又出任过花旗银行集团的董事、顾问甚至首席执行官。类似地，艾伦•格林斯潘在从美联储主席一职退下之后，成为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顾问。同样，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就职前也曾是高盛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而他的前任约翰•斯诺去职后即成为美国赛伯乐资产管理公司的主席。
在大多数国家，政治和经济的结合要依靠贿赂、回扣、私下交易等形式来完成。在西蒙•约翰逊看来，华尔街资本和政治影响的捆绑方式要巧妙得多，那就是通过建立一种“对华尔街好就是对国家好”的信念来赢得美国政府的自觉支持。金融寡头通过影响政客来推动对华尔街有利的政策，而政客也从不断满足华尔街的需求中获得大量政治好处(主要通过竞选资金的支持)。最终，政客变得根本没有动力去反思和质疑华尔街的行为是否适当。即便有人已经意识到华尔街的行为将会产生严重后果，但政客和寡头都没有任何动力去出台政策制止华尔街一步步滑向深渊，直至金融危机彻底爆发。
在这里，我们还不得不提到一些经济学家。由于金融产品对开发人员的数学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美国大学里越来越多的数学、经济、金融类教师在金融机构里兼职工作，担当金融机构的顾问，甚至直接管理资产。学术界的技术和话语支持强有力地推动了美国金融产品的开发，进一步加快了美国的金融化。最典型的例子是迈伦•斯科尔斯与罗伯特•默顿，两人因为研究金融衍生品的定价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他们也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合伙人：他们终于把玄妙的金融学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了!
以上这三类解释都或多或少地触及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些缘由。但是，在笔者看来，无论是“监管失败论”，还是“过度金融化论”，都没有触及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显然，过度金融化是美国2008年危机最直接、因而也就是最浅的导因。虽然监管失败是美国经济过度金融化的直接导因之一，但也不是美国2008年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换句话说，美国的金融监管失败和过度金融化(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只是另外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所导致的后果。
强调金融寡头的政治影响，从而强调他们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制度的影响比 “监管失败论”和“过度金融化论”都更进了一步，因为它涉及了“制度变迁”这一核心命题。但是，单纯强调金融寡头的政治影响仍是不够的：在有了1929年大萧条的惨痛教训之后，为什么美国的有识之士还会选择放松对金融体系的监管?难道仅仅是美国的精英对于战后美国经济体系的过度自信(比如“非理性繁荣”)?为什么那些反对的声音没能阻止美国最终放松金融监管?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美国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在1980年后开始出现松动?难道仅仅是华尔街的贪婪?难道美国人忘记了1929年大萧条的惨痛教训?是否有这种可能，美国放松对金融体系的监管有更加隐蔽，因而更加深刻的“看不见的手”？
三、帝国的光环
在批判性地继承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发展出一个新的解释机制，即一套由因果联系串联起来的因素组合，这种组合可以让看起来零散的因素变得“活起来”。
这一理论的逻辑起点在于对美国的独特性–“帝国的光环”–的分析。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解体。但在这之后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全球资本仍然继续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大致为1996年，金融管制松动的关键一年)，美国外资流入的总量开始直线上升。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资本在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的边际收益应该要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因此，资本应该会流向发展中国家。那么为什么国际资本却会持续向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流动呢?罗伯特•卢卡斯虽然提到了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如政治风险，但总体上还是基于经济效率的分析：发达国家较贫穷国家有更高的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相对聚集的地方，资本的收益更高。曼瑟•奥尔森的回答也类似：制度与经济政策上的缺陷阻碍了资本向低收入国家的流动。奥尔森的理论看似要比纯经济分析更为深刻(因为它诉诸制度)，但从本质上却依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他认为生产率是决定资本流动的根本原因，因为制度和经济政策是通过阻碍生产率来阻碍资本流动的。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因为有更高的生产率，所以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回报更高。
本文认为，更为深刻的原因要从美国在全球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中去寻找。虽然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资本主义遭遇了二战以来的第一次沉重打击，但是美国作为一个帝国在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并没有衰落，因为在美国这个现代“帝国”身上，笼罩着一层“光环”。在这里，“帝国的光环”不仅仅是指美国作为全世界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和稳定的政治制度等对投资者颇具吸引力的客观条件，还意味着这些客观条件为美国在全世界投资者心目中所留下的根深蒂固的“主观映像”，即对在美国投资能够获得更高或者更安全的收益的信任，这种信任为美国吸引到了大量的外国投资。这种客观条件和主观映像二者还可以相互加强，在资本流入和光环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正反馈效应，即大量的资本流入反而可以更进一步加强帝国的“光环效应”，类似于一个崩盘前的“庞氏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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