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行过三跪九叩首的大礼之后，皇帝命我们走近他，到安放皇帝宝座的台前去。我们到了台前刚跪下，他又叫我们直接登上台，跪在他宝座前的小桌边。我们可以把手放在桌上，用指头指或者写字。首先谈起关于算术和几何的各种问题。随后皇帝唱了一个c-d-e-f的音阶，叫我跟着唱。他弹了弹我的羽管键琴，垂询了各种音调的问题。最后，皇帝表现出十分喜悦和恩宠，宣称：我的到来使他感到十分高兴，他早就希望来一个好乐师，同时又是一个好数学家。由于我兼有这二者，皇帝对此高度评价和赞扬，这样就使德格里先生的威望大为下降。我原以为德格里远远超过我，但听了他的谈话以后我才知道，迄今为止他有点名气只不过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罢了。其实我对他评价如何无关紧要。所以我尽量避开他，免得别人以为我在自我吹嘘。我也不应该为我是一个更好的乐师和数学家而沾沾自喜，因为我不过是天主手中的一个较为适用的器皿而已。

皇帝召见结束以后，两名官员搬走了我的羽管键琴，三皇子也帮他们搬。琴是这两位官员搬来的，现在还是他们二人将琴搬到行宫门口，交给了我的仆人。

在此之前，当我们吃午饭时，也是这两位官员端菜、送饭、斟酒；饭后他们还打扫餐桌和我们照满人的习惯盘坐的席位。当我们向皇帝告别时，皇帝吩咐让我们品茶。

这一次召见，以及2月7日在京城皇宫里第二次召见，皇帝并没有给我们什么任务，而只是创造一个机会听听我们对他的赞扬。不过这次召见时皇帝让我们讲讲我们知道什么新的数学方法。我们刚讲了一部分，他又命令我们把余下的部分讲给三皇子听。皇帝不能再听我们讲了，因为他正忙于一年一度的庆典，现在又外出狩猎水禽近—个月。6月初暑天快来的时候，皇帝到满洲去避暑，到1月初才回来：皇帝今年63岁，已在位56年。他的两个大儿子被关在滥牢里，默默无闻，好像世界上不存在这两个人似的。大儿子的罪名是试图毒死自己的父亲和兄弟。至于曾被任命为皇太子的二儿子犯了什么罪我无所得知。

至今没有任命继承皇位的太子。我们担心，如果没有任命皇位继承人皇帝就逝世了，皇帝又有这么多儿子，中华帝国可能爆发后果极为严重的暴乱。皇帝有16到18个成年的儿子（年幼的不计在内）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只有第六和第七位皇子去世了。

不过，以上这些，您尊贵的神父，读起来大概是索然无味的，您要关心垂询的肯定是我们这里传教事业的情况。

可是我又能写多少呢？我剩下的时间和纸张已经不多了。简短地说一点吧。

1715年教皇发出的谕旨，1716年送到广州传信部的两位传教士手中。这两位传教士将教皇谕旨在广州的教士中秘密宣读。我们的教士（五位葡萄牙人，五位法国人）宣了誓，不再为中国人行圣礼。9月从满洲派来送我们去北京的李秉忠将教皇谕旨事告知了皇帝。皇帝命人写了一份抗议，以汉文、满文和拉丁文印制300份送到广州，让广东总督盖上官印，分发给欧洲来的船让，他们带到欧洲去。

1716年11月初，当皇帝从满洲回京之后，北京副主教、方济各修会的康和之突然进入我们在北京的三个教堂，宣读了教皇的谕旨。但是，处理与此谕旨有关问题的几位中国官员当时正好在法国教士的住所。当他们从仆人口中得知这位秘密的不速之客的所作所为之后就禀告了皇帝。皇帝当即下令将康和之作为重犯逮捕，锒铛入狱。关押七天之后虽经耶稣会士的说项得到释放，但条件是：他必须将教皇谕旨的所有复印件（因是秘密带来的，所以被视为不合法）立即收集起来，自己带到广州去退还给那位将谕旨交给他的传信部的教士，让他将谕旨退还给教皇。

我们修会的神父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当然恭顺地接受了教皇谕旨，作了相应的宣誓，但他们决定暂不执行，因为正如那位并不偏袒我们的主教自己说的，要想执行教皇谕旨而又不致使我们整个传教事业冒完全毁灭的巨大风险是不可能的。皇帝已再次声明：如果要禁止中国礼仪，他就不能容忍欧洲人留在中国；他命令德里格写信给教皇告知此事。如果说按照中国的法律其他的欧洲人还可以活命的话，那么德里格先生早就该斩首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和其他欧洲人一样不肯听从皇帝的上述抗议；另—方面他在去年秘密呈交给皇帝的备忘录中造谣中伤，肆意诽谤耶稣会士和一位与我们友好的大臣犯了大罪；最后还有―点：他在多次寄到欧洲的信中欺骗教皇，说是如果禁止中国礼仪，并不会引起皇帝反对我们传教事业的任何危险。因此，皇帝称他为无耻之徒，是魔鬼附体，应该处死，皇帝命令他彻底认罪和悔过，并且写信给教皇承认自己说了谎：信上还需有关证人签字确认。尊贵的神父，关于这些情况您可以从罗马方面更详尽地了解。

12月13日我和尊贵的康和之先生谈过话，那时他即将离京赴广州。1717年1月22日他到了广州。4月中他回到京城，向皇帝报告了自己的行动。尊贵的马国贤先生住在法国的耶稣会士的住所，他没有介入这场乱七八糟的事。德里格先生住在京郊的夏宫附近，像往常一样与三皇子过往甚密；但据我所知，自11月份以来皇帝没有召见过他。这个人外表看起来慈眉善目，但他的行为却是邪恶狠毒舌利如剑，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叫人心惊胆战。

我来到中国使我们的教士们十分高兴，他们早就盼着我的到来了。您看，圣明的天主是多么保佑我，我因四年多身体不适才从奥洛莫乌茨调走，改在布尔诺的雅库布·克雷萨处工作。而且，也是圣明的天主的指引下，在我到布尔诺之前：前罗马的人们忘记提醒我：我到中国要搞音乐。如果他们告诉了我这一点，我就可能打消来中国的念头，或者会推迟来华之行。

尊贵的神父，请您让您的见习教士和其他的教友们为我祈使我，至少能成为天主的音乐的有用工具。

因为皇帝不在家，我从今天起有空余时间。我们将同戴进贤一起做（依纳爵）罗耀拉神父的神操。因此我就此搁笔，也没有地方可以再写了，还有许多有意思的事只好留在下一封信里再写。

我最恭顺也为弥撒供奉祭品，在您面前我永远是基督最小的奴仆。

耶稣会士严嘉乐

1717年3月19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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