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属于我们住院的“圣若瑟住宅”的有：视察员高嘉乐神父，不久以前他曾任教省副会长，他不在宫廷服务；中国人樊守义，他从事教会管理、不在宫廷服务；朗士宁教士（上文中我误将他列为居住在住院的人之一）。
居住在属于法国神父的一圣萨尔瓦多住宅的人有：视察员殷弘绪，他不在宫廷服务；白晋，这位七十高龄的老人以阅览中国书籍自娱；翻译家巴多明；测地学家雷孝思和冯秉正；神父宋君荣和雅嘉禄，他们等待着作为数学家到宫中供职；还有安泰教士、他是外科医生。
北京的基督徒还是小心翼翼地勉强受到照顾。男的教徒可以正常上教堂，但圣诞夜除外。至于女教徒去教堂那就难了。一方面有皇帝的通令，其中禁止妇女进教堂，另一方面更怕在街头巡逻的士兵。他们一旦发现妇女进了教堂，马上就就审问她们，威胁她们。所以有时不得不借―座较好的民宅来做弥撒，以便让这样的基督徒领到圣体。
在神父被驱逐的省份里，只要有可能就指定传道员，他们对那儿余下的基督徒进行家访、讲道，坚定教徒的信仰，为他们做洗礼。传道员应向神父报告工作。
在皇帝服丧的三年中，他只召见欧洲人两次：一次是去年（1724年）7月1日，当他收到我们要求建立广州站（以便让遭驱逐的传教士能留在广州而不必去澳门）的备忘录之后；第二次是在同年11月份，皇帝想在托马策利神父和加格里亚尔蒂修士回欧洲以前再见他们一面。召见时皇帝说：（外国人）谁想回国他都不阻止，但应该向他禀告，因为外国人离华应以礼相待并赐予礼品，对于这一点他颇为重视云云。
今年4月29日钦天监监正戴进贤奉召进宫，皇帝询问他，授予他朝廷的官职时，我们（教会）方面有没有加以阻挠。其实当年汤若望和南怀仁领受朝廷的官职时就没有遇到任何阻碍。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理由据说是：在大臣中如果有一个人只有官职而没有品级，这会是对其他大臣的不敬。现在经皇帝恩准，钦天监前几年编的历书即将出版，照惯例所有参与编纂的人都要署上名。可是所有的人都是有品级的官员，而戴进贤监正没有品级，名字不应列在别人之前；但把他的名字放在最后，又与他监正的职位不相称。而且，钦天监监正每年有几次上朝，在另外一些隆重的场合也会与其他大臣们一起出现，别人都穿着有品级的朝服，惟独监正一人与众不同，这样也不妥。由于皇帝催促要早日答复，戴当时就回话说：对陛下的意愿无人反对。
但三天之后戴进贤上了一份奏折，要求除钦天监监正之外不另担任官职，以免中华帝国的居民误认为我们来此不仅是宣扬圣教，也是为了高官厚禄。皇帝准奏，第二天就封戴进贤为礼部侍郎，这样就把钦天监监正这个只有欧洲人才用的官名改成了一个常见的官名。
皇帝9月底服丧期满之后，就给欧洲人展示了新的“一幕戏”。引起此事的机遇是教皇派遣的两名圣衣会神父来北京，带来两封教皇的信件和礼品。关于此事皇帝已在本月从广州得到报告。这幕戏是这样开场的：10月19日钦天监监正到了皇帝新的夏宫，呈交了不久将发生月食的报告。当今宰相、皇十三弟见到报告之后，叫他告知德里格、苏霖和巴多明三人，让他们第二天去见他，他有话给他们说。第二天皇十三弟见了这三位教士，对他们谈起皇帝曾说过，他服丧期满之后就又可召见欧洲的教士了。皇十三弟说：“现三年的丧期已满，皇帝陛下设过盛宴，但你们欧洲人没有去。你们写好贺喜的奏折，农历九月十九（即10月24日）呈来，我转呈皇上。”
在他规定的这一天，我们在宫廷服务的教士全部在新夏宫集合，共21人，即耶稣会士17人，传信部4人。教皇派来的圣衣会的两名神父虽已在两天前到达，但因此事已交礼部审议，宰相决定让他们仍留在寓所。我们的贺喜奏折宰相已收到，上午已转呈皇上，下午他让人转告我们，叫我们在宫门前等候。我们被宣进宫的时候已是下午三时半，每进一道宫门，太监们就重新清点人数。作为戏的“序幕”，我们被分为三组，经彻底搜查之后终于被带进内宫，一直到皇帝面前，我们在皇帝的右侧分三排站立，每排七人。排与排之间的距离能让一个太监通过，然后我们下跪在白色地毯上。这时皇上转身对我们说：“你们是来向我问安的吗？＂我们当即叩头称是。皇上接着说“在服丧期间朕忙于无数紧迫事务，所以没有召见你们，也没有召见喇嘛和僧尼。今后每五天或七天你们可有几人来见朕，朕若有空就叫你们，没空就不叫，那也没有关系。”听了皇上的这些话我们又叩头谢恩。皇帝问苏霖多大岁数，苏霖答道：七十岁：皇上又对白晋（他也已70岁）说：“看你脸色就知道你身体不好。”白答称：“正相反，我很健康。”然后皇帝又看了看德里格，问他：“你怎么样？有病吗？”德里格略带犹豫地答道他有点不太舒服。皇帝说：“可是你的脸色表明，你没有病。”德里格一向健谈，马上回答说“我一站到陛下面前，马上就感觉好多了。”过了一小会儿他又说：“一个人心中高兴，也就会容光焕发。”随后，皇帝吩咐上满洲奶茶，叫太监们—送到我们面前前，叫我们喝茶。他还说，只有重要的大臣才有幸在御前赐茶。我们又恭顺地叩头谢恩，但茶却不敢喝。巴多明补充说，蒙皇上恩宠赐茶，我们已经我们已经满足，岂敢再喝？
然后皇帝又谈起各种宗教信仰，他说：你们是中国的客人是来宣扬天主的《圣经》的；同样，喇嘛、佛家僧尼还有阿拉伯人也是中国的客人。他说，每个大帝国都有符合本国国情的经书。中国有自己的经书——儒学，满人、蒙古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欧洲人都有自己的经书。他说，各国的经书都是好的，因为每一种经书都认为必须为善并教诲别人为善。“但是，如若要将各种宗教信仰加以比较的话，”皇帝说，“哪种宗教能与中国文人的学说——儒学相提并论呢？”但他说，所有的宗教信仰的目标都是同样的，是多位一体的。“天”、“佛”、“天主”，还有穆斯林，信奉的“安拉”都是一回事。用一种宗教去反对另一种宗教，这有违常理。他说：“你们欺侮佛教徒，反对他们；他们反过来又一报还一报，攻击你们的《圣经》。虽则每一种宗教本身都是好的，但它们的信徒中间总会有坏人，这些人违犯教义和教规。对于这些坏人必须加以处置，但处置他们并不等于压制他们信的宗教。我为了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杀了成千上万的喇嘛，毁掉了多少喇嘛庙呀！”
巴多明说这些喇嘛是咎由自取。皇帝接着说：“这倒也不是。 其实这些（死掉的）人并不是真正的的喇嘛，他们不守教规，实行武装叛乱，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同样我驱逐了不幸的教士穆敬远，因为他煽动众人介入了本与他无关的事务中。”为了表明他的这些论断的正确，皇帝两三次放声大笑。他说话时口若悬河，充满自信，我们这些教士既没有机会回答，也不敢提出异议。而且，谁要是用不妥当的答话来打断皇帝的讲话，这本身就是有危险的。在召见前太监们就曾几次提醒我们，在皇上面前讲话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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