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前有匈奴后有突厥:消失的游牧民族去了哪里

文化 alvin 18432℃ 0评论

达斡尔族的狩猎、捕鱼方式与契丹人大致相同,达斡尔族至今保持同姓不通婚的习俗与契丹族也相同,达斡尔族的祭天仪式与契丹族的祭天有相通之处,达斡尔族与契丹族都信奉萨满教,而最具达斡尔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曲棍球很可能源自辽代契丹族的马。

尽管近年来云南契丹后裔成为新闻热点,但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向云南民委反映契丹后裔的情况,但未引起重视。而到20世纪90年代,内蒙古社科院的达斡尔族学者孟志东、云南学者杨毓骧以及内蒙古大学的陈乃雄教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干志耿、叶启晓等都先后对滇西保山地区的契丹后裔进行过调查、研究,他们都有文章与着作问世,尤其以孟志东的《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为全面。

云南的契丹后裔分布在保山、临沧两市和德宏、大理、西双版纳等自治州,他们自称为“本人”,共约15万人,其中保山市的施甸县是契丹后裔的集中居住地,以阿、莽、蒋三姓居多。据《元史·耶律秃花附忙古带传》记载,耶律忙古带在元世祖时受命征讨云南,后“遥授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左丞,行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卒于军”。耶律忙古带死在云南,其亲戚、部属也大都留在云南,一般认为云南契丹后裔就是这支契丹军队定居云南的结果。在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榔村建有一座蒋氏宗祠,祠堂的正门朝东,这与辽代建筑都为东向相一致,保留着契丹族朝日的习俗。正门的两边有一副对联:“耶律庭前千株树,阿莽蒋氏一堂春。”说明阿、莽、蒋三姓都是耶律氏的后裔。

云南契丹后裔保存着珍贵的家谱资料,这些资料都明确记载他们的祖先是契丹耶律氏。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蒋家云所藏《勐板蒋氏家谱》记载:“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保山市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榔村蒋文良藏有《施甸长官司族谱》,其开篇诗言:“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土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云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孝恩德,源远流长报宗功。”这本族谱中还有一幅“青牛白马图”,描绘的是有关契丹族起源的古老传说:远古时有一个男子骑着白马沿土河而下,又有一个女子坐着青牛驾的车沿潢河而下,相遇于两河交汇的木叶山,在此结为夫妇,这就是契丹族的始祖。他们生了八个儿子,繁衍成为契丹八部落。但是,除了这些家谱资料,还没有别的史料能证明云南契丹后裔的始祖是耶律阿保机,这很可能是后人为了光大门庭的附会之说。即使是耶律忙古带也不能被证明是云南契丹后裔的直系祖先。

现在可考的云南契丹后裔始祖是阿苏鲁,据《大楼子蒋氏家谱》记载:“有始祖阿苏鲁,任元代万户。及至明代洪武十六年大军克复,金齿各地归附,至十八年二月内,始祖自备马匹赴京进贡,蒙兵部官引奏,钦准始祖阿苏鲁除授施甸长官司正长官职事,领诰命一道,颁赐钤印一颗,到任领事。”阿苏鲁死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其墓地在施甸县甸阳镇大竹棚村东山,立有“皇清待赠孝友和平一世祖讳阿苏鲁千秋之墓基”碑一通,是清道光癸卯年(1843年)十二月四日由蒋氏子孙重修。碑右起第一行最后有一个于义为“长官”的契丹小字,就是这个所谓的契丹小字给关注云南契丹后裔的热潮又增添了不少热度。不可想像,在距契丹文字失传600余年后的1843年,契丹小字居然又能神奇地出现在通篇汉字的碑文中。据有的学者现场考察,这个字的深浅程度与墓碑上的其他文字截然不同,显然是后人所补刻,这为云南契丹后裔的研究又增添了一笔花絮。至于其他所谓云南契丹后裔墓碑上的契丹文字更是属于误解。?尽管有很多证据说明达斡尔族是契丹族后裔以及云南契丹后裔的可靠性,但是毕竟还没有最直接的史料加以证明。在当今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新技术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手段。?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凤翥、陈智超等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杨焕明、刘春芸、吴东颖等联合提出了“契丹古尸分子考古学”的课题,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通过相关人群的DNA比对研究契丹后裔的去向。他们从内蒙古出土的明确记载为契丹人的古尸上提取了6例遗骸(牙齿、骨骼)标本,在云南保山、施甸等地采集到“本人”的血样;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提取了56例达斡尔人的血样,另外还提取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通过DNA检测后,得出了结论:契丹族与达斡尔族有非常亲近的遗传关系,也就是说达斡尔族就是契丹族的后裔;而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

除了上述得到证实的两个较大的契丹后裔群体外,在我国各地还分布着一些未经证实的契丹后裔,陈述先生指出:“(天津)宝坻县有‘耶律各庄’,至今村人多刘姓。从辽朝以来,耶律译刘。那么耶律各庄刘姓旧户的先世,很清楚地是契丹人。”(见《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载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5辑,1956年)另外据最近的新闻报道,在西安市长安区有一个耶柿村,400多户村民中有270户、1000余人姓耶。据说,其“耶”姓来自“耶律”中的一个字,而该村村民所藏一块民国24年的牌匾上,村民署名的姓氏也确实都是耶律。据其世代相传,其祖先是辽代的一位耶律天庆王,而辽代也确实有天庆年号。至今这些人家仍保留着同姓不婚的习俗。?在河北省丰南市稻地镇有一些肖姓人家,据其先辈传说,该肖姓是萧太后的后代,而稻地是萧太后种稻米的地方。

现在稻地镇附近还有两个村子分别叫做大长春与小长春,据《金史·地理志上》,中都路滦州石城县“有长春行宫。长春淀旧名大定淀,大定二十年更”。同书卷十一《章宗纪三》载,泰和元年(1201年)正月庚午,“如长春宫春水”。可见,大、小长春两村的得名确实来自金代此地的行宫长春宫或长春淀。长春淀在大定二十年之前名为大定淀,此名是否延续自辽代,至少目前还没有确切史料可证。因为金代的很多行宫都延续自辽代,因此很可能辽代此地也是一处行宫所在,而为金代所沿用。稻地镇的“肖”姓也很可能延续自辽代的“萧”姓,当然现在还无家谱及其他史料(如碑刻和墓志等)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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