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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治理西域的历史经验:从平定准噶尔到新疆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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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朝收复西北与新疆建省

西北边疆危机成为当时困扰清朝的严重问题。阿古柏入侵初期,清朝政府忙于镇压内地农民起义,无力西顾。后随着沙俄侵占伊犁,新疆危机加剧,而陕、甘回民族起义已基本被平定,清朝于是积极采取措施,筹划布置,力图早日收复新疆。

然而正当清朝关注西北之际,同治十二年(1873)日本出兵入侵台湾,东南海防亦出现危机。于是清朝政府对出兵收复新疆产生分歧,出现了一场有关“海防”与“塞防”之争。争议的焦点,实质是要收复新疆还是放弃新疆。以陕甘总督左宗棠为代表的一方力主收复新疆,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战略思想,但认为首要之务在于注重“塞防”,因为“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光绪元年三月(1875年5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西北军务,全面负责规复新疆。

左宗棠接任后,整编部队,筹集饷银,制定作战计划:以消灭阿古柏政权为第一阶段目标,以驱逐沙俄、收复伊犁为第二阶段目标。次年春,左宗棠移行营于肃州,调集湘军及原新疆驻防军五万余人组成西征军,以刘锦棠为前锋,率师西进新疆。清军依计划先取天山北路,在乌鲁木齐地区发动进攻,先后将乌鲁木齐、玛纳斯、吐鲁番、托克逊的阿古柏军驱逐,进而挥师南下天山南路,克吐鲁番,然后乘胜西进。阿古柏为部下所杀,其残余或被消灭,或逃往境外。经过一年半的时间,清军完全消灭了阿古柏政权,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境。

沙俄出兵占领伊犁后,清朝曾多方交涉,要求交还伊犁。沙俄百般拖延,拒不交出。清朝消灭阿古柏政权后,遂于光绪四年(1878)遣崇厚赴俄交涉收回伊犁,结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交收伊犁条约》。清朝不予批准,一边令左宗棠积极备战,一边改派曾纪泽赴俄重谈,最后签订《中俄伊犁条约》。该约虽较前约挽回了一些损失,但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使清朝丧失了大片领土和权益。光绪八年(1882)二月,清朝政府正式接收伊犁,最终完成了收复新疆的任务。

新疆沦陷后,原设新疆军政机构几乎全部瓦解。清军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和进行各项善后工作,在新疆各地设立善后局。善后局是临时的统治机构,由左宗棠等从入疆作战的军队中临时抽调派遣人员,组成善后局的行政编制,主要指责是“以修浚河渠、建筑城堡、广兴屯垦、清丈地亩、厘征赋税、分设义塾、更定货币数大端为最要”。清朝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及善后局的组织协调,使新疆经济得以逐渐恢复,政治社会逐渐安定。

由于新疆的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原先管理新疆伯克制、札萨克制等藩部统治制度遭到破坏,并且已经不适应新的统治形势。左宗棠针对当时的现实情况,提出在新疆设立行省、全面实行郡县制的主张。自光绪三年到八年(1877-1882),左宗棠多次上奏朝廷,强调“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已者”,阐明新疆设省的必要性。同时,左宗棠还指出,伯克制阻碍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建议在善后局的基础上在各地设立新的行政建置,直接管理各地民政事务。刘锦棠继左宗棠主持新疆军务后,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建省方案,使新疆建省最终得以实现。光绪十年九月(1884年11月),清廷发布上谕:“前经左宗棠创议改立行省,分设郡县,业据刘锦棠详晰陈奏,由部奏准。……著照所议,添设甘肃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员。”随后“授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仍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宜”,“以甘肃布政使魏光焘为甘肃新疆布政使”。这标志着新疆行省正式建立。

新疆建省是清朝边疆统治制度的重大变革。如前所述,清朝在其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继承了中国历代王朝传统的政治理念,孜孜于大一统之治。由于清起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故在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管理方面又有其独到之处。清朝把全国分为内地(包括西南地区)和藩部两大部分,对内地采取行省体制加以管理,对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采取“因俗而治”的藩部管理体制,并通过严格封禁政策将内地与藩部隔离开来。这在当时的王朝体制下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它有利于清朝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有效统治,有利于边疆的稳定与统一。但是1840年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传统王朝体制被打破,清朝不得不屈辱地被纳入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开始了其近代化的变革。旧有的藩部管理模式无法适应这种发展、变化。边疆与内地政令不一,边疆与内地之间、边疆各地之间封禁隔离,不仅严重阻碍着边疆与内地的交流与联系,不利于边疆地区的建设和边疆民族的发展,而且也不适应于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下的边疆防御,不能有效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因此,清朝在收复新疆后,改变了以往的“因俗而治”的藩部管理模式,设立行省,推行郡县制度,实行与内地划一的边疆政策。这大大有利于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保证了中央政令畅通,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统一,有利于抑制外来侵略,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边疆安全。同时,新疆建省后废除了比较落后的伯克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当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另外,由于旧有的民族隔离、封禁政策被取消,大批内地人民迁居新疆,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联系,促进了西北边疆的开发。

新疆建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在传统中国融入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过程中,清朝政府面对列强入侵、边疆危机的现实,对边疆管理体制所作出的重要调适,在中国边疆管理制度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来源:《文化纵横》作者:刘正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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