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作战概念的研发机制

战争形态和战争制胜机理的演变，是美军作战概念体系深入发展的根本动力。美军是一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注重理论创新，并能大胆地将新理论用于实战的军队。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美军逐步摸索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概念研发机制，其作战概念的创新和提炼、理论研讨、实验论证均有章可循。得益于这套成熟完备的机制，美军逐步形成了比较全面的作战概念体系，既包括参联会主导的联合作战概念，又有各军种开发的军种作战概念以及跨军种作战概念；既有针对战略、战役问题的顶层概念，又有指导具体战术问题的行动概念，作战概念的门类、层次、结构和功能十分完善。

首先，重视概念的创新和提炼。美军高度重视广开思路，汲取一切有益于其理论创新服务的新概念。一方面，在自己或其它军队的实战经验中发掘新的概念。如海湾战争中美军运用“空地一体战”理论，对伊军实施的大规模空袭效果显著，随即在科索沃战争中就出现了“全空战”的作战样式，再如，越战后，美军大量吸收第四次中东战争和德军二战时的经验，提出了“空地一体战”等适应当时安全环境的作战概念3。另一方面，美军善于借鉴先进的民用技术和经济管理经验。如海湾战争后，美军深刻反思作战中后勤保障的混乱无序，借鉴了沃尔玛等现代物流公司的高效运营模式，摸索出了“聚焦式后勤”的战时后勤管理模式；再如，“网络中心战”的最初灵感则是美军受以互联网技术为媒介的电子商务模式的启迪而产生的，电子商务模式在作战领域中得以成功运用。许多美军高层更是出身知名商业公司，如国防部副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就曾担任原波音公司高管。最后，美军特别重视及时地将历史上的军事创新中所提出的、尚未得到论证实验的有益的思想、观点和概念用法规文件的形式加以整理，用权威军事文件将那些灵感的火花加以保留，以待下一阶段的作战理论创新。如1996年参联会在《联合构想2010》中曾提出了“制敌机动、精确打击、全维防护、聚焦后勤”等联合作战新概念，这些关键字眼在后来的美军官方文件中反复出现，内涵和外延在理论界的争鸣和部队的实践中不断得以丰富和完善。4

其次，善于从理论层面推动概念发展。美军注重对理论研究资源有机整合，善于化解联合和军种之间的矛盾，坚持以“螺旋方针”推动作战概念的开发。一是整合理论研究资源。在美军发展史上，各军种出于利益本位考量，常在作战理论创新过程中纷纷凸显本军种的地位，强调各自的理论框架的重要性，造成了许多军种之间的隔阂和资源的浪费，不利于联合作战理论的健康发展。为避免分歧和矛盾，美军通过合理的组织机构创新，整合理论研究资源，确保了作战理论创新的有效开展。1973年，美陆军成立了专门研究和制订新作战方法的训练与条令司令部，首任司令威廉·杜普伊（William DePuy）上将带领一支优秀的参谋队伍对部队当时的现状进行了广泛研究。他们制定的1976年版《作战训令》拉开了美国越战后军事变革的序幕。5此后，美军不断建立各类研究指导机构，进一步整合理论研究资源。在国家一级，设立了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负责军事基本理论创新；在各军种内部，分别设了陆军的训练与条令司令部（TRADOC）、教育与训练司令部（NETC）、空军教育与训练司令部（AFETC）和陆战队教育与训练司令部（MCETC）等机构，并定以“四星”的极高行政编制级别，专职于本军种作战理论的创新。近年来，为推动联合作战理论的开发和联合作战的有效实施，美军于1999年9月撤消了大西洋司令部，成立了联合部队司令部。与此同时，美军还进一步整合了军事院校的科研力量，大部分军事院校成立了相应的作战理论研究机构。二是坚持以“螺旋方针”推动作战概念的开发。所谓“螺旋方针”，是指每一个作战概念都要经过一套螺旋反复的开发流程，即“制定《白皮书》——进行模拟和仿真试验——召开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进行兵棋推演和实兵演习——对结果进行量化分析——对技术进行展示和预估等”，通过这一过程的循环进行，美军就作战理论、体制编制、训练人才和设施提出改革建议，使概念不断完善。“螺旋方针”在作战理论变发展中的运用，有力地促进了美军作战理论的发展。如美军进行的联合作战理论开发，就充分体现“螺旋方针”的作用。美参联会于1996年和2000年公布的“联合构想”,为联合作战理论的研究确定了方向，规范了框架和关键术语。《联合构想2020》将6个重要概念——“制敌机动、精确打击、全维防护，聚焦后勤、全谱作战和信息优势”作为理论开发的起点。其后，又进一步提出实现这6个关键概念必须解决的21个难题，然后再设计实现关键概念的所需作战能力。这样，从“关键概念”（Keyideas）到“难题”（Problems）再到“所需作战能力”（Required Capabilities and Capacities），抽象的概念逐渐具体化，研究也具有了很强的针对性。可以说，通过“螺旋”式的理论开发，美军将军事理论家提出的具备较多“艺术”（Operational Art）成分的思想，转变成了条令中可执行的原则和可操作的程序（Tenets and Procedures），从而使作战理论创新经过从“思想争鸣”到“条令编制”的全过程。6

再次，通过作战试验和演习来检验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军就确立了“提出理论——作战实验—实兵演练——实战检验”的作战理论发展途径。此后，美军充分发挥计算机模拟技术建立各种作战实验室，用于作战训练，武器评估，作战条令检验以及作战力分析等成为美军变革和发展作战理论的重要环节。为提高检验效果，美军严格规范了其检验程序，主要包括四个阶段：一是发现阶段。发现新的作战理论或新作战理论的组合可以做些什么，什么样的技战术方案是可行的，哪些现存的军事任务能以不同的方式完成，可以完成何种新的军事任务，怎样做是行得通的，等等。二是了解阶段。了解以哪种作战思想作指导最有效，什么样的作战思想最适合应对新的安全威胁，什么样的作战思想前景更好、更有效率并更有意义。三是试验阶段。在各种真实的环境中，对有望成功的作战思想和作战理论的组合进行试验，进而全力开发最有可能引发作战理论整体变革的系统组合。四是证明阶段。在实战环境中检验，证明选中的理论组合为作战能力发生革命性变化提供了潜力。通过这些方法，美军将各种新型作战理论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和检验，实现了新理论、新技术向现实战斗力的迅速转化。例如，联合部队司令部于1999提出“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经过多次修改，在联合未来实验室进行多次实验，并在“千年挑战2002”实兵演习中接受了全面检验，海湾战争中，在该理论的指导下，美军利用“军团作战模拟系统”对即将实施的地面作战战斗和指挥计划进行了仿真模拟，由此获得了名为“100小时战争”的作战方案，预测了伊拉克将把主力部队用以防御多国部队对科威特的攻击，并得出迂回到伊军西侧的盟军装甲部队的攻击具有最大成功可能性，后续的战争进程也印证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7除了实验室里的运筹，军事演习也是美军实施新军事战略和检验新作战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通过频繁实施战役、战术不同级别，军种、联合或跨国性质的军事演习，不仅能使作战理论与评估得到进一步优化，更可以让战场设计、作战行动和保障行动趋向精确化。为此，美军每年进行多次军事演习，还成立了专门的试验部队，担负对作战理论的检验。关于“多域战”概念，美军也在紧锣密鼓地通过仿真模拟推演、组建实验部队和开展实兵演训等方式积极推动，例如，美陆军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举办“多域”兵棋推演、组建不同规模的“多域战”特遣部队，开始对“多域战”概念进行实战化验证评估，在印太战区举办“环太平洋-2018”军事演习、在欧洲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举行“军刀卫士”演习，在波罗的海举行“马刀打击”演习，落实“多域战特遣队”（MDTF）试点计划等。(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文予)

【1】樊高月.美军作战理论体系研究[J]外国军事学术，2010年第2期.
【2】樊高月.观察美军点与面[M].北京：长征出版社,2012,3.
【3】刘诚,陈婷.聚焦美军从越战到伊战的军事变革[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
【4】李玉明,李守林.越战后美军作战理论变革与发展的内在机制 [J]解放军理工大学学报（综合版），2007年2月，第8卷第1期.
【5】Paul H Herbert, Deciding What Hasto Be Done: General William E. DePuy and the 1976.Edition of FM 100-5,Operations (Fort Leavenworth: Combat Studies Institute Press, 1988), 45-46.
【6】姚云竹.20世纪90代以来美军的作战理论创新[J]外国军事学术，2003（7）:76-78
【7】林建超 世界新军事变革概论[M]北京：解放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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