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积聚与消耗:苏联工业化、马歇尔计划和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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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聚与苏联的积聚

在此背景下,苏联的积聚应运而生,这一方面是其社会经济现实的急切的需要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为其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并对其坚决予以保障,因而,使得惊人的积聚在苏联成为现实。

如果仅从字面理解,积聚无非意指财富,力量等东西的积累与聚集,但巴塔耶的积聚除了有这种意思外,还有另外一层更重要的意思。巴塔耶指出,“被称作‘积聚(accumulation)’的东西意味着,个人拒绝把大量的财富用于一种炫耀性的生活方式的非生产性的花费(unproductive expenditures),而把他们的可用的资金用于生产资料的购买。由此出现了一种加速发展的可能性,甚至,当这种发展发生时,一部分增加的资源还会分配给非生产性的花费。”在本质上,积聚是对非生产性的花费,即消耗(consumption)的一种否定,其目标是为了更大的发展, 而更大的发展又会招致更大的积聚,所以,积聚就成为它自身的目标。因此,工人阶级的运动,如要求增加工资缩减劳动时间的罢工,它减少的不仅是老板用于奢侈生活的份额,而且还有用于积聚的份额,所以,只有让工人工作的多,挣得少,才可以把更多的资本的利益用于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积聚上。

苏联积聚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为了工业化的实现,而工业化对生产资料有巨大的需求,所要求的积聚也是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因此,一个国家如要实现工业化,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积聚,同时,“工业的发展需要一种对消耗的限制:设备获得了第一位的优先权,而眼前利益也被迫屈服于它。”但必须说明的是,在巴塔耶看来,因为工业化而引发的积聚其实是一个通则,并非特例。这是他在探讨苏联的积聚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把苏联的积聚作为特例来讨论,而是将其放在一个大的框架下,也即他的普遍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中来考虑。以同样的视角,他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发生进行了解释,他认为,正是大革命的爆发,才使法国的宫廷和贵族的巨大的非生产性的花费缩减,从而有利于工业的积聚,因此弥补了其时法国资产阶级相对于英国资本主义的落后局面。

同理,在巴塔耶眼中,1917年的沙皇俄国的情况和大革命前的法国是一样的,整个国家被一个和法国相同的不仅没有能力积聚反而大肆消耗的贵族阶层控制,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才有规模不大的工业在发展。这种情形自然让人焦虑,即使在苏联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积聚的1934年,也只有53%的资金被投入到工业发展上,相较于同期的德国和法国,在各方面都相当落后,所以列宁曾不无忧虑地说,“我们正越来越落后”。而1917年苏联建立后,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为了工业化而必须进行的积聚问题,并且,相比1789年就已经开始积聚,并已经积聚了将近一百多年的法国等国家,苏联要在短短的的二三十年中完成这一过程,其强度自然可想而知。“但是它的经济法则提前决定了它将要采取的方向:它只可能终结非生产性的花费,为装备这个国家保留资源。它一定要有个目标,以反对,在工业化国家,很自然的由工作的大众和支持他们的党派所瞄准的目标。缩减那些非生产性的花费以用于积聚的利益是必须的。无疑,缩减会影响有财产的阶级,但是这样被征用的份额不可能,或者不会首先,被用于改善大部分工人(的生活);它不得不首先被献给工业装备。”[14]除了这种经济法则的内在的决定性外,巴塔耶又强调,一般来说,与领先的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主要由其内部决定相反,落后的国家的工业化的发展主要由外部决定,但是,在1917年的俄国,外国资本主义对俄国的资源的分配和增长是很迟缓的,俄国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异常弱小,同时也缺乏那种“使它成功的上升性格”,所以,苏联建立后,无产阶级只有把这种积聚的意愿施加于自身。

第聂伯河大坝

这当然是一种无奈的,但却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此前的俄国不仅没有任何相应的财政手段以回应工业化的需要,而且就是它的人员也没有相应的心计来应付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整个俄国其实是个反对工业化的农业国家,如今它虽然突然跳跃到共产主义,但是与其配套的各种条件却并未成熟,特别是在经济上,它的从资源到设备的分配就无法在一夜之间完成。所以,为了与这种跳跃配套,新生的苏联只能自己依靠自己进行积聚。而在这个过程中,建立社会主义的初衷不得不发生转移,原来由马克思的理念出发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让位于围绕工业化展开的积聚工作,同时,为了与这种积聚配套并且为了保持积聚的顺利进行,所有的社会的制度以及对人的要求也不得不随之发生变化。从这一点出发,巴塔耶指出了苏联工人的必然的命运,“一个苏联工人为了将来的利益,放弃与即刻的利益的联系,需要他把信仰被安置在第三者中。不仅如此:他同样必须屈服于强制。必须的努力不得不回应强烈的即刻的刺激:最初,这些刺激是以危险,贫穷和广大的土地的形式给出的;他们将保持与那种广大和贫穷相当。”不过,巴塔耶并没有因此肆意贬低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因为他们的命运在这个积聚的大背景下是一样的,他们尽管和帝俄时代的经营者相似,“属于恐惧和激情的世界。但是,像第一个阶段的资本家一样,他反对浪费性的开销。更有甚者,他与每个俄国工人分享这些特性,只在某种轻微的程度上,与工人有区别,就如在好战的部落中,一个首领跟他的部下的区别一样。在这点上,在一开始,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和工人阶级的道德认同是不可否认的。”

在这种积聚的要求下,工人所完成的劳动价值和分发给他们的工资价值之间的差距变大了,或者,尽可能的被拉大了。如1938年,苏联的生产总值被设定为1840亿卢布,其中,1145亿卢布被用作生产资料的生产,只有640亿用于消费品的生产,而工人的工资报酬就在这一部分里面,由此可见在工人的劳动价值和国家付给他们的工资价值之间的差距之大。甚至,即使在二战期间,重工业的发展也保持着其优越地位。而这一模式从1929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就开始实施了,其最大特点就是把所有的过剩资源都用于生产资料的分配。“苏联共产主义坚定的把自己向非生产性花费的原则关闭了。无论如何,它不是废除后者,但是它所带来的社会的变化消除了这样的开销的最昂贵的形式,它的不断的行动倾向于向每个个体,以人力的极限,索取最大的生产力。以前的经济形式从来没有能够为了生产力的增长,也就是说,为了系统的发展,保留这样巨大的份额的可用的过剩资源。在每个社会组织中,就像在每个生物体中,过剩(the surplus)在系统的发展和纯粹的花费之间被分配,它既不被用于生命的维持,也不被用于发展的维持。但是,这个已经几乎毁坏的国家,从它的为了发展而无力保留一个巨大的足够的份额,通过它的平衡的一种突然的倒置,把用于沉缅于奢侈和惯性的份额缩减到最小:今天,它只是为了它的生产力的无限的增长而生。”

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持这一模式的运转,镇压和流放就成了苏联常见的现象,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展开了一种似乎是不真实的生活,一个人除了获得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外,其唯一的选择就是像机器一样不知疲倦的工作。巴塔耶认为,正是这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日复一日的辛勤的甚至残酷的工作,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而积聚了无数的财富,建造了苏联这座让人眩目的大厦。

在解释了苏联对工人的积聚后,巴塔耶在“土地的集体化”一节中,又解释了苏联对农民的积聚,实际上,这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两者都是为了满足工业化的需要。一方面,是因为苏联工业化的发展是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的发展并不受重视,当然,这也是不得以为之,那么压缩农民的消费并对其进行管制就成为必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平均的减少农民的可消费的物品的份额,进行可能的积聚。另外一方面,工业化总是需要人口向城市的大量转移,以满足对工人的需求。正常情况下,循序渐进的工业化会以农业的机械化补偿农村人口的减少,但是,苏联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的突然的跳跃,使城市对人力的需求陡然增大,故只能实施土地的集体化,同时以机械化弥补农村的人力的缺失,才能维持工业的扩张。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农村的土地集体化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然的。

对苏联的积聚的评价

巴塔耶从普遍经济学的角度对苏联的积聚的解释和评价很容易给人一种感觉,即他是赞成或者拥护苏联的做法的。不过,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在谈论苏联对农村的积聚时就直言,他并不认为当时富农所受到的残酷的对待是正当的。但他在书中的目的不是为了谴责苏联的积聚所造成的恐怖,也不是为了批评斯大林从工人和农民那里所获得的东西对所有的人造成的损害,对此,他坦陈,“我不是想要去裁判它,而是要去理解它。”

从这一点出发,巴塔耶对那些针对苏联的工业化的严厉的积聚的批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斯大林和他的同事对一个不被认可的国家的事务是负责的。”首先,对那些指责由于这种积聚导致苏联1941年和1942年在战场上的失败的观点,巴塔耶指出,正是因为这种严厉的积聚使苏联能在随后的战争中幸免于被毁灭,那些批评斯大林的人都忘了,苏联所继承的是农业化的沙皇俄国的遗产,如若不能把它的资源尽可能的整合并尽可能的分配到工业装备上,苏联是无法在其后更为残酷的战争中幸存的。而实际上,当初在斯大林格勒,苏联正是依靠它自己的手段拯救它自己的。其次,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意见,那就是如果沙皇制延续下去,资本主义将会自然到来并以一种似乎不那么残忍的方式积聚与发展。对此,巴塔耶也并不认同,因为这一说法本质上并无什么新意,较少的无情或残忍同样真实存在,并且无法避免。无论如何,为了生存,苏联这台社会机器必须有人来操作,斯大林既是被选中或被推上这台机器的操作者,而他所能做的也只是顺应现实的需要,来完成现实赋予他的使命。巴塔耶承认,固然,事实上,我们会去反抗一种非人的艰难,我们宁愿去死也不愿建立一个恐怖统治,“但是,一个单个的人可以去死,一个巨大的人口所面对的除了活着,没有别的可能性。俄罗斯世界必须补偿沙皇社会的落后,如此痛苦是必要的,它需要一种伟大的努力,在各种意义上,这条艰苦的道路—在各种意义上,也是最昂贵的道路—成为它唯一的解决方法。”因为,苏联当时并没有更多的选择,如果拥有更多的选择,谁也不愿为未来放弃自己的欲望,并且放弃一种更加符合理性的积聚方法,但这是不可能的。必须有一种强烈的刺激,才能让俄国恢复。“事实是,斯大林的政策是严厉的—非常严厉—以回应一种有组织的经济的必要性,它实际上要求一种极端的严厉。”即使如此,苏联已经离开了它所确立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但在对其进行“道德”批评的同时,同样也应该考虑的是,这种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的偏移是和苏联建立前俄国的特殊环境和条件紧密联系的。当然,巴塔耶再次强调,苏联的这种专横的道路是没必要一定去追求的。其实,他的这种态度与科耶夫也是很接近的,因为科耶夫也反对以道德说教来评价斯大林,他曾在和施米特的通信中说,“在我讲课的那段时间里(即,在战争之前),我私底下一直在念的不是‘拿破仑’,而是‘斯大林’,但同时我又在解说《精神现象学》(用您的术语来说:斯大林=‘我们这个世界的亚历山大’=‘工业化的拿破仑’=世界(=国家)帝国)。”实际上,巴塔耶也是把斯大林看成新的世界的亚历山大和骑在苏联工业化马背上的拿破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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