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6日凌晨，一辆自行车在空旷的伦敦大街上飞驰。骑车的小伙子是《每日电讯报》的，报社刚接到驻美记者通过越洋电话转述的一篇讲话记录，必须立刻送到尚在“呼呼”的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的官邸。
就像这两天赵本山在电视上看了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那样，贝文接到来自报社的讲话后再也睡不着，赶紧地组织西欧各国大臣学习领会贯彻落实讲话精神，大伙儿纷纷表态响应，几乎同时向华盛顿提出经济援助的申请。六个星期后，美国国会批准经援，先紧急拨款将近6亿美元，到1951年底结束时，总共提供的经援达130亿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GDP的1.1%或者今天的1000亿美元）。
这就是所谓的“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
当时二战结束不久，欧洲大地满目疮痍，2500万人无家可归，几乎所有工业城市都是废墟一片。1947年初一场连续两个月严寒，更是雪上加霜。创记录的大雪一场接着一场，整个英伦瘫痪，农业降至19世纪水平，工厂关闭，煤炭冻结没法挪动，铁路被大雪埋没，每天只有早上几小时的供电，食品定量供应比战时都紧张。爱尔兰和德国成百上千的人死于饥寒交迫。数百万人营养严重不足，也在慢慢饿死。西欧经济濒临崩溃。
与此同时，各国街头不明真相的群众寻衅滋事此起彼伏，境外敌对势力暗中支持的破坏活动猖獗，亲苏的法共和意共力量日益壮大。希腊政府军正在跟游击队鏖战，而英国却因为自身难保不得不终止向希腊提供维稳经费。西方民主制度受到严重挑战。
1946年3月4日，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特使，在军调小组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陪同下，飞抵延安。左起：周恩来、马歇尔、朱德、张治中、毛泽东。
马歇尔计划，官名“欧洲复兴方案”（the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的。其制定人是几个美国国务院职业外交官，副国务卿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于1947年5月8日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教育学院作演讲时首先谈及。可别看后来官至正国务卿的艾奇逊多少也是个人物（其“中国白皮书”更是美中关系史上重中之重的文件），他的5月8日演讲并未产生预期的反响，国际媒体只当是一则枯燥无味的财经新闻而未予重视。艾奇逊只好抬出如日中天的马歇尔来制造名人效应。
五星上将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在二次大战中以美国陆军参谋长的身份，指挥美国全球军事行动，是把西欧和东亚从法西斯铁蹄底下解放出来的第一名将，连名声如雷灌耳的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将军都是他提拔推荐的。中国人更记得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内战，1946年3月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熊抱。老蒋后来一直耿耿于怀，责怪马歇尔的调停给了中共养精蓄锐的机会。调停失败后，马歇尔于1947年1月回到美国，出任国务卿。
欧洲局势吃紧，马歇尔原本安排在6月16日的讲话被提前到6月5日的哈佛大学毕业典礼致词。由于援助欧洲计划尚未得到国会批准，国务院无权先斩后奏，只有通过非官方渠道鼓动西欧国家申请经援倒逼美国国会，所以艾奇逊就给英国记者布置任务，务必在第一时间将马歇尔讲话用电话转述回报社（电报敲字太慢，QQ尚未问世），并让小编甭管多晚也要把讲话全文交到外交大臣手中。当时伦敦已是翌日凌晨，于是就有了上文小鲜肉星夜耍单骑那一出。
那天站在哈佛园教堂的台阶上，马歇尔只讲了15分钟。“美国必须尽其全力帮助世界恢复正常经济健康，没有经济健康就不可能有政治稳定与确切和平。”美国的目的是要“恢复世界经济的正常运作进而创造自由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政治和社会条件。”“马歇尔计划”因此得名。
在马歇尔计划下，西欧在1948至1952之间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快的增长。工业产值增加35%，农业生产大幅超越战前水平，战后的贫穷和饥饿一扫而光，西欧开始了持续20年的史无前例的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有了美国的慷慨解囊，群众碗里有肉也就不骂娘了，境外敌对势力的影响随之削弱，西方民主国家终于可以喘口气，有了跟东欧阵营长期对峙的本钱，冷战格局从此形成。
莎士比亚咋说来着？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they have their exits and their entrances. 世界整个一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
马歇尔计划之后过了一个甲子，经济崛起后的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合作的主角，中共18大以来又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坊间和学界多有把以此“一带一路”为核心的战略称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北大的翟崑教授上个月就写道：“‘一带一路’是一个堪比‘马歇尔计划’的周边乃至全球的互联互通工程。”
其实干吗啥事都要跟老美比呢？此一时，彼一时，“一带一路”跟马歇尔计划压根儿就是两码子事儿。
首先，不像二战后的欧洲，当今世界尽管局部麻烦不断，并没有出现系统性的危机。欧元区的萧条没有引发人道危机，谁也没饥寒交迫，基本上只是南欧的懒人烂人要吃德国的大户而已。石油本来主宰了地缘政治大半个世纪，各国为之不惜兵戎相见，中东也因此成为群雄角逐之地。可是，如今原油价格一落千丈，过去五个月里跌了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世界不但没有出现石油危机反而有了产能过剩的担忧。所以跟马歇尔计划那时不一样，中国没有必要启动应对危机机制 ，完全可以不慌不忙稳扎稳打地对“一带一路”通盘战略部署。
二次大战中，凭借东西两大洋的天然屏障，美国和加拿大是发达工业国家中硕果仅存的两个没有受到战争重创的国家。作为西欧和东亚的解放者和当时全球唯一的核大国（美国在1945年8月就实战使用了两颗原子弹，而苏联到1949年8月才成功试爆了第一枚），美国是战后世界无可争议的Number One头号超级大国。马歇尔计划的22个受援国，个个都对美国俯首称臣，连丘吉尔都不惜放下英国绅士固有的矜持，“自干五”地为美国狂点赞，称马歇尔计划是“史上最圣洁的善举”（the most unsordid act in history）。美国既感到作为老大的道义责任又量这帮小兄弟也不敢赖账。
今天的中国尽管GDP已达到17.6万亿美元而超过美国，人均GDP才8000美元，远远不及美国的55000美元。从军事上来看，中国尚未具备航空母舰作战群，也没有远程轰炸机群，相对于美国的1922枚已部署的战略核武器，中国至今连一枚都没有部署。所以要是讲综合国力，中国至多还只是个被第一名甩下几条街的老二（就这还得看“普京大帝”买不买帐）。这世界上只要还有老大，老二就很难控制诸多小国弱国的忠诚，给他们再多的好处，哪天有点风吹草动、政权更替什么的保不准他们就投奔老大去了。过去中国勒紧裤腰带外援兄弟国家，结果还养了白眼狼，这类例子不是时有发生么？一些中亚小国，本来是些鸟都不那个的不毛之地，现在因为有了中国援建，也被美国重视了，小国们一下拽起来了，乐得随行就市，让两个大国争着给他优惠。所以现在中国外援，投资前还要特别重视国别风险、政府资质、抵押担保、中长期资金回笼和投资回报，可不能只是砸钱买温暖。
当年马歇尔计划直接关系到战后欧洲两大阵营鹿死谁手，意识形态色彩极其鲜明。欧洲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体系在战前就已高度发展，尽管二战中许多工业重镇受到重创，马歇尔计划一剂强心针注入后，资本主义马上复苏，并独领风骚数十年，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看着东欧集团土崩瓦解。
而今日中国尽管有衣俊卿版的道路自信，在对外交往中还是尊重各国对各自发展道路的选择。把中国的“一带一路”跟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容易让人产生不必要的紧张，以为中国也要建立意识形态阵营，把中国模式强加于周边诸国。
莎士比亚说：名字有啥了不起的？你就是把玫瑰叫成阿贵，它还不是一样地好闻？（What’s in a name? 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 孔庆东的N代先祖可不这么认为——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中国的“一带一路”，要解决的问题是打破美国从海上和陆地对中国逐渐收紧的铁壁合围，输出中国基础建设的过剩产能替周边国家架桥铺路，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增加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打通新的战略资源渠道，以对外投资和多边贸易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跟马歇尔计划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咱最好还是别把两者混为一谈，说什么“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云云，免得让人误会。不过，咱还是要祝中国的“一带一路”至少跟马歇尔计划一样成功！
文/张晋蜀 美国Edwards Wildman国际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 来源：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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