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当中世纪遇到现代性
1949年，一位出生于纽约、被师友们称为天才的青年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来到哈佛大学执教。那时，亨廷顿才23岁，还没有完成对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的思考，《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要直到1996年才问世；在这本书里，亨廷顿认为世界范围的冲突，特别是美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冲突，主要是文明形态之间的冲突。“文明冲突论”在冷战结束，特别是9/11事件之后，被广泛关注、研究和争论，深刻地影响了世人对全球格局的认识。
几乎是同一年，一位同样被他的朋友们誉为天才的埃及学者赛义德•库特卜，在1948年12月底乘船从亚历山大港出发，抵达纽约，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美国考察，这也是他的第一次海外之旅。 到达美国仅仅一年之后，库特伯在一本美国的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是个不孝的孩子！》的随笔，其大致的意思是：埃及是一位女神，而整个世界是个小孩子。其他的民族还住在森林的时候，埃及就已经是文明社会了。 埃及女神在教会了希腊之后，希腊又教会了欧洲。但是，小孩子长大了之后，抛弃了的他的养育者；不但打她，还企图杀死她。“当我们来到这里（可能指的是联合国），我们要求英国人归还我们的权利，世界帮助英国人与正义为敌。当我们来到这里，请求制裁犹太人，世界帮助犹太人与正义为敌 ……多么不孝的世界！ 多么不孝的孩子！”
库特伯的意思很明白，即文明从埃及到希腊到欧洲，又从欧洲传到了美国，这是一脉相承的。西方社会不能忘本。
库特伯也许是有道理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属于一神教文明体系，同源同质，因此说是文明的冲突，有点牵强；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同一个文明（一神教）体系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别，这包括了对宗教、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不同理解，也包括了出于族群、社区和利益的冲突。
在库特伯到达美国的那年，距离奥斯曼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维也纳会战”已经266年了。这266年中，欧洲除了会战之前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外，又经历和启蒙运动、地理大发现、商业革命、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等社会、科技和观念发展浪潮，甚至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所有的狂风骤雨般的空前变化，已经把整个欧美世界彻底地换了若干遍，社会风气和人的观念也已经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时候，美国正处于战后发展高峰期，虽然物质生产丰富，而传统社会价值观念因为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已经越来越受质疑和挑战，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甚嚣尘上。库特伯虽然接受的是西式的学校教育，但是因为埃及社会整体变化缓慢，及他本人的思维定式缘故，其宗教、政治、社会和人际关系方面的思想，总体而言还是非常保守、甚至是古旧的，他在这样的时间点进入美国，所受到的冲击，确实是难以想象的。
在库特伯脑海里的风暴，与其说这是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间的文明冲突或者文化震撼，还不如说这是还未成熟稳定的现代社会风气与传统保守而稳定的社会观念之间的冲突。换言之，这是中世纪心态与现代观念之间的冲突。
获得了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埃及文学家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 Mahfouz），和赛义德·库特伯有着非常密切的交往，他们是同一个埃及文学圈子里的熟人，常常在一起讨论各种各样的文学、社会等问题。库特伯对比自己小5岁的纳吉布非常欣赏，认定了他日后必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纳吉布对库特伯却颇有微词，和马弗斯·阿萨姆的高度赞扬截然相反。
纳吉布在他的一部半自传体小说《镜像》中，描绘了一个叫瓦哈卜·伊斯米尔的角色，一般认为其原型就是赛义德·库特伯：礼貌而健谈，自信而稳健，绝口不谈宗教话题，饮食穿着看起来都非常西化，还很喜欢去电影院。然而，这只是表面化的对现代性的拥护而已，在这外表的底下，却是一个典型的埃及中产阶级的纨绔子弟。
正因如此，库特伯在到达了美国之后，发现这个真正的西方现代社会并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样。而在埃及时已经是社会精英群体一份子的库特伯，面对西方文明和整个现代话语、思潮和观念时，才突然发现自己是其实完全不在对话的位子上，自己一下子显得那么的渺小——他骨子里的，其实还是中世纪的伊斯兰观念。因此有人认为，恐怖主义之父的真正原型，其实来自于一个不知道如何拥抱现代世界的人的窘迫。他切中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受挫感，然后用仇恨的方式指出了一条道路。
库特伯这样描述他所居住的美国小镇格里利（Greely）的一个教堂里的典型的“堕落”场景：所有的男青年都拉着女青年们的手，他们才刚刚唱完圣颂啊！红色和蓝色的灯光，夹着几盏白灯，照着舞台。在这个空间里，腿和脚混在一起，手和臀搭在一起，唇与唇黏在一起，胸脯与胸脯贴在一起。
库特伯对格里利小镇的很多堕落风气的描述，让今天的很多美国人看起来哑然失笑。他们很多人都还依然认为那是很正常的社会交往，早已见惯不怪。
要是库特伯在六十年代末到了美国，亲历嬉皮士运动，估计他更是要晕厥了。然而他没有等到那天，四五十年代美国风气已经足以让他判断这是个堕落腐朽到极点的原始国家，并据此写出了奠定他学术声誉的《论伊斯兰的正义》，以及后来被认为是现代恐怖主义宣言的《路标》。1966年，库特伯因此《路标》的出版而被判绞刑，1967年，美国嬉皮士运动正式开始。
在经历了嬉皮士的疯狂之后，美国人渐渐清醒成熟起来，社会风气开始趋向稳定理智，有时候甚至有趋于保守的倾向。但是这些社会成长的过程，库特伯都已经看不到了；他的追随者所理解的美国，也永远定格在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那个被库特伯妖魔化了的形象。
4 从狂热分子到恐怖分子
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层面对恐怖主义根源的分析已经浩如烟海了。世界各国的政客们，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内—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都声称贫穷是恐怖主义的温床。然而，我们在采访中所接触到的几乎所有的“武装分子或者”“恐怖分子”都来自社会的中上阶层。一个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人，不太可能去考虑什么伊斯兰的敌人。2011年7月份的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也有专文质疑这一观点，认为贫穷不可能是恐怖主义的根源。
埃及著名的艾因·夏姆斯大学（Ain Shams University）奥卡萨心理学院院长穆罕默德·霍尼姆先生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心理分析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在采访他的时候，我们提出疑问：为什么大多数的恐怖分子实际上没有经历过任何的经济困难，而且大多都受过高等教育？霍尼姆院长认为，不能认为一个人的挫败感仅仅来自于经济层面。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在埃及的独裁体制下，是肯定会感到绝望的；一个有宗教愿景的人，在埃及的专制体制下，也一定会感到绝望的。 一般人会通过社会活动从下而上地达成理想和愿景；极端分子则认为，只有在独裁者被杀掉之后，他们的政治和宗教自由才是可能的，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从上而下地推行宗教政策。
因此，恐怖主义分子的人格和心理根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着力点。
在他的半自传体小说《镜像》中，纳吉布先生甚至表示库特伯常常让自己感到困扰和不祥：我从来就不喜欢他的那张脸，或者那双鼓胀而严厉的双眼……我厌恶他那投机的一面，对他的诚实一直很怀疑。尽管我们友情犹在，心里对他的厌恶却挥之不去。
在众多追随者的赞誉声中，赛义德·库特伯已经成为了类似于切·格瓦纳一样的英雄人物，因此纳吉布的细微观察是尤其可贵。确实，库特伯是复杂的。他10岁时就能背诵整本《古兰经》，但是中学上的是一个西式的学校；在他的出生地—上埃及的乡村非常贫苦，但是成年之后，被认为是个典型的埃及中产阶级纨绔弟子；他爱好西方的饮食衣着，甚至是电影，但是对于男女关系态度极端保守，也因此对西方社会的很多社会形态—特别是男女关系持有极为负面的态度。我们至今都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库特伯与女性进行正常的男女交往的记录，他很早就选择了独身，并把性爱视为获得救赎的大敌。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被尊为当代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的诺曼•铎治教授（Prof. Norman Doidge）认为，在性爱方面的虚伪是宗教狂热分子的共同点。铎治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恐怖分子的最后诱惑》（The terrorists and their last-night temptresses）中写道：历史上所有狂热分子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对待性爱的虚伪态度。大多数的狂热组织都对性的纯洁性有一种过度的沉迷，以及对其异常的克制。他们大多会把世界划分为圣洁的和污浊的，圣神的和亵渎的，洁净的和不净的，虔敬的男性苦修者和魅惑的女性诱惑者等等。可以说，库特伯对正常男女关系的排斥甚至敌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美国和现代社会的理解；穆罕默德·阿塔在他的遗言中写道，在他的葬礼中，清洗他的遗体的人必须戴上手套，以免他的生殖器受到碰触。他甚至声明女性不能参加他的葬礼。
铎治教授还描述狂热分子的几个症状：对异见的不宽容，相互冲突的教义，认为个人的历程是受到神的祝福甚至是受到神的直接控制的，使用不断强化手段去重复发布同样地信息（来进行洗脑）。以此标准来通读并且检验这位被称为现代恐怖主义之父的著作，特别是他的恐怖主义宣言《路标》，可以发现非常吻合。
埃及最有名的心理学专家奥卡萨教授（Prof. Ahmed Okasa）认为，狂热分子自己并不觉得自己有任何问题。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在追求真理的路上奋斗，甚至为之牺牲。他们听到恐怖分子这个词的时候，也不会对号入座。世界上有很多人是天生的狂热分子，他们看待世界和人生的角度也将和我们不一样。因此无论什么宗教和理论到了他们那里，都会染上狂热的色彩。“我们治疗过很多宗教狂热分子，这些人好了之后去信仰共产主义，居然很快又成了共产主义的狂热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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