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针对美国发动攻击的恐怖分子都会提到以巴冲突，并且说明这是美国支持下的以色列对阿拉伯世界所犯下的罪行，这些是必须偿还的血债，以此来说明自己的恐怖袭击是正义的。对此奥卡萨教授认为：全世界有近千万犹太人，带有狂热主义色彩的犹太复国主义吸引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狂热分子回来；而对于伊斯兰激进组织发动对犹太人和美国人进行攻击的号召，真正响应的也只是伊斯兰世界里面的更少比例的狂热分子。但是这个比例虽小，人数却不少，造成的动静也不小。

库特伯在出发前往美国之前，对已经对犹太人充满仇恨。除了前文所论述的“中世纪心态与现代观念之间的冲突”之外，库特伯还完全吻合的作为一个“狂热分子”的定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库特伯到了美国之后，会对美国社会做出如此的解读。然而，陈旧的观念、纯粹的狂热和因此而产生的妖魔化并不能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和破坏力。库特伯所在的年代，各种社会运动理论和政治思潮风起云涌，熟悉学术界的他不可能不熟悉这些思潮和动态。在他的《路标》里面，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被巧妙地杂糅其中的各种成分：多次引用来自法国的反现代反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A.卡雷尔的理论，支持自己对西方以及所有非伊斯兰社会的否定；随处可见的列宁和斯大林主义色彩，用以论证暴力革命和伊斯兰专政的合法性。熟悉列宁的经典著作《怎么办？》的历史学家路亚·博鲁教授（Roya Boroumand）在她的文章《恐怖、伊斯兰与民主》 （’Terror, Islam and Democracy’）中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库特伯引用了多少列宁和斯大林的东西，先锋队、暴力革命、消除阶级对立、剥削……等等，这简直就是列宁主义披上了伊斯兰教的外衣而已。”

著名的社会群众运动理论家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在他的社会运动经典《狂热分子》中这样描述：“群众运动中共有的一些特质，不管是宗教运动、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共产主义运动，还是民族主义运动。这些林林总总的群众运动所共有的特质，使得“它们长得像一家人”。正因如此，这些元素之间的互相吸收和借鉴才成为可能。

当时被纳赛尔监禁和饱受酷刑的库特伯，在综合了以上的所有的元素之后，怀着无比的愤怒，用列宁的《怎么办？》几乎一模一样的文风和气势写出来的《路标》一书，其理论性和煽动性都达致了巅峰，“炽热的风格迸发出尊严、团契、一致和普世性的宏大激情，高扬读者对伊斯兰伟大的认识。透过他的批判，其风格也能催生愤怒和厌恶。” 如前文所述，1967年“六·五战争”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惨败，成为了穆斯林世界的历史转折点和分水岭，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式微与伊斯兰主义的崛起，阿拉伯世界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库特卜主义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纳赛尔主义的替代物与矫治方案，确立了中东乃至穆斯林世界的话语霸权地位。

“所有群众运动都是从同一类人中间吸收信徒，且吸引到的都是同一类型的心灵。”霍弗说。 于是，库特伯的“先锋队员”们就这样从四面八方聚集起来了，他们一起经历炮火，一起逃避追杀，一起招收“少年先锋队员”，一起谋划自杀式恐怖袭击。在一起经历了阿富汗战争和海湾战争之后，他们根据需要把库特伯的理论做出了调整， 从针对国内的世俗政权，转而联合对抗西方霸权领袖，被认为伊斯兰在世界上最大的敌人——美国。（完）

本文2011年7月采写于埃及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各地，节选已发表在当年的《GQ》中文版九月刊，原题为“从开罗到纽约：写在911十周年之际”，作者：陈思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美国是如何成为伊斯兰世界最大敌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