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想象的历史机遇
劳乃宣的方案是为袁世凯量身定制的，袁世凯如果仔细斟酌，不论在辛亥，还是后来，假如坚守“帝制他为”，而不是“帝制自为”，在中国人意义世界完全丧失，共和政治威权基本不再，利用某个特殊的政治危机时刻，尽量争取多数同意，还政大清，相信结局或许依然不理想，但袁世凯的历史际遇，历史评价一定不一样。
然而，袁世凯没有接纳劳乃宣的“私人订制”，帝制自为将自己送上了绝路。袁世凯去世，并没有使中国政治困境得到纾解，后袁世凯时代的政治危机依然非常严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勋等人继续推动向君主立宪体制回归，他们不是没有看到袁世凯的失败，而是认为袁世凯败在“自为”，而他们从开始就没有“自为”丝毫意思，因而袁世凯突然去世后，张勋和他的同志不仅不认为帝制是条不通的路，反而认为他们遇到了非常难得的历史机遇。“张勋则不然，其恋恋故主，实出真诚。癸丑三月，曾与刘公幼云等密谋发难于济南。事泄而止。及二次革命起，赴约国璋按兵不动，以要袁氏复辟。国璋不允，又不果。袁氏既死，其志愈决，日与诸公密相计议。时黎元洪继袁位暱于民党；北洋诸将自二次革命时，与民党结怨甚深；以黎之暱近也，颇愤之。张性情赣直，无所瞻顾，诸将有所愤而欲发者，恒推张为首以争之；张亦乐以一身担之而不辞，遂隐然有为诸镇盟主之势。”
张勋在袁世凯之后地位渐重，一方面因为他是那个时代军政要员中很少直接表达如此明白政治理念、文化理念的，他的政治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人们可以不同意，甚至坚决反对，但毕竟他直截了当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意思，有坦诚的一面；另一方面，张勋在袁世凯之后中国政治格局中权重一时，主要是因为袁世凯之后再也没有绝对的维权人物，甚且在中央政府层面，诸强相争不相上下，京外最具实力的张勋在这样一个特殊情景下脱颖而出。
在中央政府层面，后袁世凯时代，没有一个人可以像袁世凯鼎盛时期那样一言九鼎，重大问题可以找到一个妥协的方案。此时的中央，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两强“府院之争”，外加国会，以及复杂的各政党，在对德绝交、参战等问题上各派政治势力互不相让，无法妥协。中国政治陷入一个死局中。
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并希望中国能够一致行动。假如中国此时有足够力量，站在美国方面当然不成问题。无奈此时的中国困难重重，“立即产生了财政上的问题。古老的中国在现代世界事务中采取了果敢的步骤。他现在可能要投入战争。投入战争要花钱的，并且需要钱以备万一真的投入战争——中国在对内对外方面都确实需要整顿好他的财政。袁世凯称帝，结果留下来一大笔债。共和国需要靠新的国家信贷系统和开发自然资源来加强他的地位。目前共和国的债额相对说来还是小的，对亿万公民的税收率也是低的。情况基本上是好的。自夏季以来，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会不会由于给中国提供一亿美元的贷款，从而给中国带来一些企图统治中国和把中国分割成‘势力范围’的债主呢？”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
国务总理段祺瑞力主追随美国，对德宣战；而大总统黎元洪则不以为然。段祺瑞为达到参战目的，电召各省督军前来北京开会，商定外交大计。4月25日，督军团会议开幕，山东督军张怀芝、湖北督军王占元、直隶督军曹锟、江西督军李纯、河南督军赵倜、山西督军阎锡山、福建督军李厚基、吉林督军孟恩远、安徽省长倪嗣冲、绥远都统蒋雁行、察哈尔都统田中玉、晋北镇守使孔庚，以及浙江、陕西、山西、新疆、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黑龙江等省及热河，均派有代表“待抒怀抱”。会议结果，一致赞同内阁方针，决计对德宣战。
在这个与会名单中，我们没有看到当时最有力量的军事强人张勋。张勋没有出席，实际上是另有安排，是有意不来。而他的地位、号召力，又是所有督军中最强的，具有领袖群伦的意思，其重要性日趋凸显。黎元洪、段祺瑞等争相拉拢，希望张勋站在自己一边，利用特殊地位影响各省督军。然而，就在会前，阮忠枢密信张勋，介绍了黎段两方的期待，并建议张勋应守的立场：
“总统府秘书唐君郛郑（名浩镇，常州人），系黄陂之亲家，与张小松同乡至好。黄陂对于此次军事会议，深恐各省督军受芝泉之运动，赞成与德宣战，而亟盼我公来京，反对此举。因令郛郑往告小松，意欲使小松赴徐劝驾。小松则推荐道坚，电约道坚到京，由郛郑介绍私谒黄陂。但道坚、小松均不主张我公北来，因谓公之宗旨，本反对参加战团（加入协约一方面）。不如先去一电，请公电致中央，力持反对之议；如将来有必须面达之言，再由道坚前往等语。黄陂允之，嘱由道坚等拟电（道坚、小松并将贱名列入），送府拍发。”
这是黄陂黎元洪对张勋的期待，希望他站出来反对段祺瑞的参战主张；而这一点也是张勋已经表露的立场，但阮忠枢建议张勋不要来，不要为黎元洪加持。
至于段祺瑞，也对张勋抱有很大期望。仍据阮忠枢报告，参加此次会议的倪嗣冲告诉他，
“此次会议，系由伊发起，先商诸东海、芝泉，均极端赞成；曾电约大树，大树不来，我辈亦不强其必至。缘彼既不来，正可推定武作一领袖，执坛坫之牛耳。而赣鄂两督军，究属北洋系中人，向虽屈服大树，此次与之离开，正可设法，俾与定武联成一气，是以切盼定武北来。并云兄（指枢言）此来极好，我正与香岩商量，拟请兄来津，如能赴徐一行最妙；如暂不赴徐，亦拟请兄去电劝驾。因此次会议，表面上虽为对外，实则对内有许多作用，有极大关系。弟问系何作用？丹忱谓对内视对外尤重，如内政不修，内患环伏，尚何必谈外交？姑先外交言之，我未到京之前，本系反对加入，即各省督军，除非北洋系外，其余十七省，我敢断言，其与我同一意见。及到京后，察看政府情形，乃幡然变计，知乃经抗议绝交，则第三步文章，决无可以中止之理。其反对议论者，约计不外五种理由，我皆可以诸层将其驳倒（其所言甚长，似皆一偏之见，故不赘述）。定武如不北来，则我等近日研究所得者，不能详晰面陈，定武势必抱定最初主见，而于个中情势，莫由了然，故不得不盼其速来。然我辈所注重者，不仅在此，最要紧者，莫如对内。中国之势力仍在北洋系，华甫为北洋重要一分子，又居于副总统地位，而对于此次会议，国家存亡所关，竟推脱不来，是自己甘心放弃。且其近来名誉扫地，正可乘此机会，排而去之。至现在内阁，虽不必完全改组，但阁员中如某某部总长，声名狼藉，必须更换，另选贤能。现行内阁制，名为责任内阁，则一切用人行政，元首不得加以干涉。府院权限，必须厘定分明，即如命令盖印等事，均须详细规定。如黄陂不以为然，即可借此推倒黄陂。倒黎排冯，即可拥戴东海。此系千载难逢之机会，断断不可错过。如此做去，中国庶有转机，内政庶有希望，然后始有外交之可言。东海并非不肯出山，但决不肯做第二人。如东海得居首席，一二年后，将内政整理，国势略定，再由东海之手，归还旧主，其势尤順而易。凡此种种问题，以现在地位、声望、魄力而论，均非待定武前来解决不可。”
定武，即张勋；东海，指徐世昌；大树，华甫，即冯国璋；丹忱，倪嗣冲；芝泉，段祺瑞。阮忠枢，袁世凯幕僚，且与袁世凯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对于北洋系，对于民初政治均有极大影响。他向张勋复述倪嗣冲这段话，即最后那几句——“如东海得居首席，一二年后，将内政整理，国势略定，再由东海之手，归还旧主，其势尤順而易。”——对张勋误导最甚，后来几个月的历史走势，都可以从这段话中找到痕迹。
这段话迎合了张勋这一批保守主义者的情绪，以“倒黎排冯”，推举徐世昌作为前置条件，渐次由徐世昌出面整理内务，然而找准时机将政权还给宣统，物归旧主。这是相当一批北洋旧人内心深处的一个愿望，毕竟他们当年是为大清效力，清帝退位也有他们的责任，而“民国不如大清”又让他们内心有点不安，尤其是袁世凯帝制自为失败后，如何将权力安全地转给宣统，帝制他为而不再是帝制自为，是这批保守主义者的基本共识。阮忠枢的复述让这个行动具有了可操作性，其幕后操盘手至少在这个时候就是段祺瑞，倪嗣冲只是将段祺瑞的意思说了出来。
张勋对黎元洪、段祺瑞两个阵营的邀请、示意，均没有给予积极回应，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准备，他相信黎段相斗，或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机遇，把握得好，中国政治从此踏上坦途，一举解决辛亥国体变更后遗症，重建中国人的意义世界，重建一个有效率的威权体制和秩序。
顺着阮忠枢的思路，张勋没有在黎段之间选边站，而是继续驻守徐州，密派心腹机要赴南北各地，与主张还政于宣统的各派势力接洽。商衍瀛在天津与张镇芳、雷震春甚至商量了利用武力配合宣统复辟的行动计划，梁敦彦基于外交背景集中讨论了对外交涉，“主张乘机即发，不必专以抗德为题，宜痛陈内政之不善，带说外交失败。我势若成，各国不必顾虑。若日本之野心，亦在因应得宜而已。”
在张勋等人看来，中国当时最大的困扰在权力结构，因此要有一个根本解决，要有制度性变革。只有完成了这一步，剩余的问题比如府院之争，对德宣战等这些枝节问题必将迎刃而解。但在黎元洪、段祺瑞等人那里则不这样看。
4月25日的督军团会议，已经就中国参战问题达成一致。5月1日，国务会议通过对德宣战案。旋由段祺瑞率同阁员面请黎元洪核准，黎元洪也明白答应只要国会通过，他就履行总统在命令上盖章的责任。此后几天，为了争取两院议员认同，段祺瑞，以及各省督军都通过各自的关系与议员们沟通。
5月10日，众议院举行参战案审查会。就议员党派构成而言，即便当天的审查无法通过，但也不至于太尴尬。然而，段祺瑞的手下太想一举通过了，于是找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冒充什么“公民请愿团”，包围议会，以民粹手法威胁议员必须在当天通过此案，否则就不让议员出去。
公民团事件让相当一部分议员非常恼火，他们分批谒见黎元洪，希望总统出面调解。农商总长谷钟秀、司法总长张耀曾、海军总长程璧光愤而辞职；外交总长伍廷芳微行出走。至此，段祺瑞内阁只剩了段祺瑞一人。
11日，段祺瑞在府学胡同私邸召集亲信共商对策。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建议段祺瑞辞职，另组多党派合作的“国防内阁”，专力应对参战问题。但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以及在京各督军等均以为不可。权衡利弊，段祺瑞放弃了辞职念头，继续努力，让督军团成员各显其能与议员联谊，并派员到上海等地疏通宣战案，争取议会早日批准。
各方疏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5月19日，众议院复议宣战案，议员褚辅成动议，“谓阁员辞职者甚众，不如缓议，俟全体内阁改组，再行讨论。”当时以229人对125人，未投票者54人之结果，多数通过，即以此意咨复政府；盖至此已将参战案暂时搁置，而转为变相的不信任段祺瑞而欲其辞职。后经屡次疏通，均无效果。
众议院出乎意料的做法让段祺瑞、督军团恼怒不已。当天（19）下午，督军团在倪嗣冲私邸召集紧急会议，研究系的重要人物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出谋划策。他们决定采取最后一个步骤，对国会再施以压力，迫使其通过参战案，否则督军便联名呈请总统解散国会。
就程序而言，众议院暂停讨论参战案，转而探究内阁信任，并不违规。但是这些督军毕竟缺少议会政治的训练，不明白议会政治的真实意义，甚至不清楚议会终究不敢否定参战案，议员们的刁难，其目标只是争取宣战之后的话语权。这些军人太霸道了，山东督军张怀芝是一个样子粗暴的大块头，他在省议会对着议员讲话时竟然这样说：“你们像一群聚在大笼子的鸟。如果你们规规矩矩，并且唱一些悦耳的歌儿的话，那么我们就喂养你们；否则，你们就什么都没得吃。”
军人公开干涉外交，并以此为借口破坏国会，终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因此，在徐树铮建议下，督军团只能撇开参战案，“借口国会宪法二读会中所通过的宪法草案条文，严重地违反宪政精神，呈请总统解散国会。”督军们认为这个主意相当高明，决定采纳实行。你审查还补充了一个意见，就是总统如果拒绝解散国会，各督军便联名辞职，宣布不负地方治安的责任。大家也齐声叫好。
但是，又有人提醒他们，这样做也是不妥当的。因为宪法尚未完成，假如宪法不良而请解散国会，未免言之过早，不如改做两个步骤：先呈请总统咨文交国会改正宪法草案，如果国会拒绝改正，再呈请总统解散国会。此外，各督军相约不离京，可能产生另外一种后果，如果总统命令北京军警监视你们的行动，你们就会成为政治俘虏而无用武之地。联名辞职也有可能引起一种相反的后果，督军在自己的地盘内以辞职为要挟手段，是可以嚇倒总统的。在北京辞职，如果总统一概批准。而以你们的部下来接任，就是自己解除自己的武装，成为手无寸铁的人。因此，不如在总统拒绝解散国会的时候，打伙儿离开北京，回到防地进行反抗。
根据这个方案，督军团当天呈请黎元洪咨交国会改正宪法草案。文曰：“日前宪法会议二读会，及审议会通过之宪法数条，内有‘众议院有不信任国务员之决议时，大总统可免国务员之职，或解散众议院。惟解散时，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又‘大总统任免国务总理，不必经国务员副署’；又‘两院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等语，实属震悚异常。查责任内阁之制，内阁对于国会负责。若政策不得国会同意，或国会提案弹劾，则或令内阁去职，或解散国会，诉之国民。本为相对之权责，乃得持平之维系。今竟限于有不信任议决时，始可解散。夫政策不同意，尚有政策可凭；提案弹劾，尚须罪状可指。所谓不信任云者，本属空渺无当。在宪政各国，虽有其例。较无明文内阁相对之权，应为无限制之解散。今更限以参议院之同意。我国参众两院，性质本无区别，回护自在意中。欲以参议院之同意，解散众议院，宁有能行之一日？是既陷内阁于时时颠危之地，更侵国民裁制之权。宪政精神，澌灭已尽。”
关于责任内阁的权利，督军们也有自己的看法：“且内阁对于国会负责，故所有国家，法令虽以大总统名义颁行，而无一不由阁员副署。所以举责任之实际者在此，所以坚阁员之保障者亦在此。任免总理，为国家何等大政？乃云不必经国务员副署。是任命总理时，虽先有两院之同意为限制，而罢免时，则毫无牵碍，一惟大总统个人意志，便可去总理如逐厮役。试问为总理者，何以尽其忠国之谋，为民宣力乎？且以两院郑重之同意，不惜牺牲于命令之下。将处法律于何等，又将自处于何等乎？”
对宪法草案更激烈的指责是，“至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一层，议会专制口吻，尤属显彰悖逆，肆无忌惮。夫议员议事之权，本法律所赋予。果令议决之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则议员之与法律，无不可起灭自由。与‘朕开口即为法律’之口吻，更何以异？国家所有行政司法之权，将同归于消灭，而一切官吏之去留，又不容不仰议员之鼻息。如此而欲求国家治理，能乎不能？”
督军们认为，正在二读的宪法草案问题太大，“以常事与国会较，固国会重；以国会与国家较，则国家重。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是以自绝于人民代表资格，当然不能存在。”因此，为国家前途安危计，“惟有仰恳大总统权宜轻重，依然独断。如其不能改正，即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俾议宪之局，得以早日改图。庶几共和政体，永得保障。”
这个呈文推年龄最长的孟恩远领衔，督军、都统以及部分代表二十多人在上面签名。张勋不在北京，没有在这个呈文上签名，但他在第二天专电督军团，支持解散国会，声称“勋当力持正义，为诸公后盾。”倪嗣冲当天将呈文送交国务院，请其转呈大总统。徐树铮在呈文上加盖了一个将军府的大印，另外拟就一份解散国会的命令，一并送往公府。
黎元洪当天就看到了这个呈文。他认为，各省督军一个人资格，以国民一份子的资格，就宪法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原无不可，但是联名提出来，并且要求解散国会，这就不是在轨道以内而是在轨道以外的一种行动了。总统为国家的最高行政首长，没有干涉国会制宪和解散国会的权力。他愿意以个人资格邀请国会议员谈话，代表各督军表达对宪法草案的意见。但是对于各督军送来的这个呈文，黎元洪决定不予批答。
20日，黎元洪邀请国会中各政团领袖——政学会的谷钟秀，研究会的汤化龙，益友社的吴景濂，政余俱乐部的王正廷到公府谈话。黎元洪介绍了督军团对宪法草案的意见，希望国会自动改正。各政团领袖表示对此并无成见，他们愿意将这些意见转达给本团体的议员进行考虑。由此可以感觉到，尽管议会、总统府、国务院之间有诸多不同意见，但是如果用心沟通，和平相处，对许多重大问题并非完全无法取得共识。
谈话将结束，或问黎元洪，如果督军团一定要解散国会，总统有什么办法对付？黎元洪说：“我抱定了九个字的主意：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也就是说，在任何条件下，既不解散国会，也不对德宣战。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北京英文《京报》揭露段祺瑞以允许日本训练中国军队和控制兵工厂为条件，向日本借款一亿日元。这个条件是“二十一条”中曾经出现过的内容，因而引起舆论大哗。
段祺瑞率领各省督军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推动中国追随美国，对德国宣战，加入战团。在他们看来，宣战的障碍主要在议会，因而他们不遗余力试图推翻议会。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美国人尽管希望中国尽早对德宣战，但美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接受军人们发动反对国会的政变。在这个微妙时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曾与外交部次长陈籙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他对各省督军不在自己的省份处理紧要事务而聚集在北京干涉中央政府感到奇怪。芮恩施还让这位次长清楚地理解，“为了执行参战政策而发动任何推翻国会的运动，决不会得到美国的同情。”芮恩施知道这位次长和督军们过从甚密，他一定会将美国公使的意见转达给督军团，也会报告给黎元洪、段祺瑞。
或许是美国的看法，或许是其他因素，总之，黎元洪对于督军团的态度没有趋软，反而日益强硬。21日，他邀请督军团呈文领衔者孟恩远入府谈话。黎元洪诚恳表示，解散国会在约法上是没有根据的。当前的问题在内阁而不在国会。段祺瑞已经无法继续干下去了。因此，解决时局困扰的枢纽，惟有总理辞职，另外组织一个健全的内阁。黎元洪透露，他准备在徐世昌、王士珍、李经羲、赵尔巽四个人中间选择一人继任国务总理。孟恩远表示愿将总统的意见转达各督军，即由公府退出，前往曹锟住所召开督军团紧急会议。会议散后，孟恩远又单独前往公府见黎元洪，介绍督军们讨论结果，仍然建议维持段祺瑞内阁。
当天（21）晚上，督军团又在府学胡同段祺瑞住处举行会议。会议结束，大约十一时，就有一批督军，或各省军事代表实践“打伙儿离开北京”的计划，乘坐特备的火车前往天津。据芮恩施目击，他当天获知消息后，迅速驱车前往车站，“我们穿过前门，一路看到大街上有许多马车装载着军用品和家具急速地驰过。还有许多辆汽车也正在从这些马车旁急速地驰向车站。月台上一些军队在忙乱地把各式各样的军用品搬进车厢。我们的朋友督军们正在聚集在一辆特等客车里。”
第二天（22）中午，黎元洪为美籍法律顾问威洛比博士饯行，芮恩施应邀作陪。芮恩施发现黎元洪的心情很愉快。督军们遭受挫折，使他心里非常高兴。“一切危险都过去了，”黎元洪宣告说，“我要免段将军的职，组织一个新内阁，并且让国会在不受强迫的情况下决定参战问题。”芮恩施为了想要知道黎元洪为什么那样信心十足，就问他将启用谁来代替段祺瑞和他的内阁，以及他是否相信不同那个重要的党派联合，政府能维持下去。“哦，我想是能够的，”黎元洪向芮恩施保证，“一切都已安排好了。”芮恩施又进一步追问，问他准备依靠什么人，黎元洪的答复使芮恩施“感到说不出的惊讶。”黎元洪说：“张勋将军会帮助我。”张勋渐次成为时局转变的关键人物。
但是，芮恩施对张勋并不看好。他认为，黎元洪依靠的不是张勋提出的主张，而是张勋与段祺瑞的不和。黎元洪虽然对于政府具有十分现代的概念，但对于这件事他却继承者中国人的一种强烈的本能，就是企图使一些强有力的人之间互相对抗，而从中制胜。
在天津，据闻各督军往访徐世昌，争取支持，但徐世昌拒而不见，不愿现在沾惹黎段之间的是非。各督军渐渐分成三派，一派有倪嗣冲、张怀芝等三四人，准备前往徐州，往商张勋，请张勋领衔电请解散国会，留总理换阁员，否则一律辞职，以为要挟；第二派有孟恩远、赵倜、田中玉等，返回任所，遥为声援；第三派就此脱离。在徐州的张勋，此时也“有电报到津，拒绝督军等来徐，然彼等因计划既归失败，亦未便贸然回任，务欲力劝张少轩（张勋）引入彀中，共策后图，故赴徐州矣。”
5月23日凌晨一时三十分，李厚基、王占元、张怀芝、倪嗣冲自天津乘车南下，前往徐州。并邀请与张勋关系甚密、同样具有强烈复辟倾向的雷震春、张镇芳同行。雷张二人婉辞，以为张勋“自有宗旨，非听人指使者。”众督军答曰：“彼之宗旨固在复辟，余等助之复辟可也。”于是二人遂允偕行，于是众督军与张勋在复辟帝制上无须商量而达成了共识。这是“丁巳复辟”一个最值得注意的节点。
既至徐，众督军欲张勋为之泄愤，然张却以淡漠待之。时，黎元洪免段祺瑞国务总理的命令已经发布，而众督军在旅途中，并不知道；张勋“出京电相示，众愈哗。张遂语之，曰诸君既欲泄愤，则非兵力不可。然以何名义而兴师乎？既无名义，则只得听之耳。遂其入内。是夜，又得免倪嗣冲职，以安武军归张节制，及免朱家宝职之令。张命人以京电出示于众。众怒汹汹，请张出共议。久之，未至。众排闼迳入，谓张曰：公意必在复辟，余等誓从公后。张曰，既若此，大善。然此事非空言，且须坚定不渝。众曰诺。乃皆定约署名而散。大旨分三步进行：一解散国会，二迫黎退位，三复辟。”
众督军如此爽快，让张勋错以为帝制复辟大业确实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1917年“丁巳复辟”再检讨
